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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是城市下层民众从事诸如谋生、日常生活和娱乐等各种活动的重要舞台。在晚清，当改良运动深入到地方社会之时，城市精英便不断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的使用不断进行限制，并以其正统的价值观对他们的公共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改良者利用重新整合城市空间和引导社会舆论之机，竭力扩大其政治影响并最终把街头变为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者在街头的角色都得以重新定义。本文将探索地处长江上游地区的内陆城市成都在晚清时期的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与地方政治的关系。
本文所称的"下层民众"是指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一般贫民，包括苦力、小贩、民间艺人以及跑江湖者等三教九流，他们没有或很少受正式教育，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缺乏独立的政治声音，但他们却是街头最活跃的分子。而"社会改良者"则是指那些具有新思想、受西方影响的地方精英，他们有的握有改良实权，有的虽无实际官职却具社会声望 。在20世纪初，下层民众、改良者和国家政权等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着交互影响。通过"新政"，清政府在加强国家机器的同时把它的权力伸展到地方社会。然而由改良者主持的许多新机构虽然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代表，但实际则更多的代表了地方的利益。虽然下层民众与改良者之间存在着文化、阶级和社会地位的鸿沟，但当地方利益受到外部力量、特别是国家权力威胁的时候，他们仍有可能联合起来为共同利益而斗争。
一、街头与城市商业
成都是长江上游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直到19世纪末它仍较少受到西方的冲击，正如美国女旅行家I·贝德(Isabella Bird)所看到的："这个城市完全未 受到 欧洲的影响" 。较之沿海、华北和华中的大城市像上海、北京和汉口，成都 保留了 更多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传统成都的发展依靠的是商业，它的街道像其商店一样亦是重要的商业空间。19世纪末法国旅行者马尼爱便描述成都街道"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手饰铺、汇兑庄、磁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 。此时地方产品仍主导着成都市场，商品几乎全是国货，而像钱庄、汇兑庄等商业组织亦无外人染指。市场上所售产品有的甚至就在街道两旁制造，一首竹枝词描绘了一条街的丝织情景："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 。
商人和小贩总是为了街头空间的利用而相互竞争。商店把它们的招牌、幌子和货摊等延伸到街上，成为其占据尽量大的公共空间的工具，以此宣称自己的领地。对多数小贩来讲，由于他们的活动少受限制，街头便成为其最好的市场。当夜幕降临，街头则被用作夜市，顾客磨肩结踵，一派繁荣。夜市对市民的夜生活有极大的影响。过去每当日落，全城商店熄灯关门，街头漆黑宁静，但在夜市的影响下，许多商店延长营业时间，从而使夜间的成都也充满了生机。
商业的发展不仅使街头和公共空间的利用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而且了推动商业文化的发展。根据贝德的描述，19世纪末成都"有着宽阔的、修砌完善的、成直角延伸的街道。"而它的商店"装饰之堂皇在中国并不多见，特别是在橱窗里摆着精美华丽银器的珠宝店和饰物闪亮的绸缎店" 。商店都有祭台供奉财神，香烟缭缭，店主、店员和学徒早晚叩头，祈求财源茂盛。像商店的招牌、幌子、装饰、商品陈列以及顾主关系、财神崇拜、甚至商业语言等都成为成都街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街头与民众日常生活
街头聚集的人们往往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街头是市民、特别是下层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对他们来说，街头的使用比之其他公共空间要平等得多。街头可以是他们的生活资源，也可以是他们的活动场所。另外由于低劣的居住条件、工作的单调烦躁，下层民众便多以街头打发闲暇时光，踯躅街头和观看街景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成都，茶馆往往成为街头文化的一部分，其特殊的结构使它们常常与街巷融为一体 。茶馆给顾客一个享受公共生活的环境以消磨闲暇时光，也给各类人物提供了活动场所。晚清成都有近五百个茶馆，分布在几乎每一条街道 。人们通过茶馆与外界建立联系，传播奇闻逸事。三教九流都汇聚在这里，喝茶、卖货、说书、唱曲、拉客、洽谈生意、乞讨、贩毒......。茶馆在商贸中的地位也十分突出，有相当部分的交易是在茶馆成交的，甚至各行交易亦有固定的茶馆。外地客商一到成都径直便到同行聚会的茶馆，买卖立时便可成交。因此茶馆中便活动着不少牵线搭桥的掮客。说评书者以高操的讲述艺术，吸引人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的到茶馆听书。他们把中国历史和传说中的故事绘声绘色、起伏迭宕地讲给听众，许多中国的文学经典也随之广泛传播，并在不知不觉之中把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观灌输给那些受过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下层民众。另外，清末的一些社团，一无经费、二无地址，也只好以茶馆为联络和活动之地。作为日常生活空间，茶馆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是纷繁世界的一个缩影，缓慢地映出一幅幅社会的风情画 。
城市中的空旷地带诸如较场、庙前、桥头、河边等总是下层民众的聚集场所。成都有东、南、西、北四个大的"较场"，除了每年清军会操和武举考试，一年中多数时间成为市民的游乐场所，一首竹枝词便描述了当时人们在东较场的活动："两会大操东较场，风筝放过又乘凉。茶瓜买向平芜坐，演武厅前话夕阳" 。
在成都街头还活跃着许多"敬惜字纸"的老人。中国儒家传统注重教育，把"知"视为神圣，因而延及对"字"的珍惜，从而在民间形成了"敬文惜字"的传统，把仓颉、孔子和文昌帝君作为崇拜的对象。成都不少街道建有焚烧"字纸"的石亭，称为"字库"，它们成为街头灌输读"圣贤书"意识和教化民众的非常具体的工具。民间还组织有"文昌会"，收养一些贫苦的老人，他们平日便自愿者沿街收集字纸，然后送到"字库"焚化。但人们未曾预料到的是，这种长期延续的淳朴民风，竟与现代商业的发展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晚清成都，沿街张贴商业广告已很普遍，可能坐视不管这些曝露在烈日和风雨中的字纸有悖"惜字"的传统，这些收字纸者则"不管新告白、旧告白，一见即扯，如遇仇敌，不使其告白字残语断，万不肯修。"以至于有人呼吁"此于商务大有影响"，应予禁止 。
街头也是贫困之家儿童们的游乐场。他们在街上玩各种游戏，街头的民间艺人、跑江湖者、杂耍和小贩等都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花一文钱他们便可以看几出"西洋镜"，其中多是古今中外人物或战争场面以及山水风景，也有黄色下流的"春宫图"，被有识之士批评为"最坏风气"。春天，孩子们到东较场放风筝，出自地方工匠和他们自己之手的各式风筝争奇斗艳 。城墙上也是他们玩耍的好地方，但他们经常因扔墙砖误击行人而引起麻烦。改良人士认为父母必须密切注意他们在街头玩耍的小孩，以免沾染"街市恶习"。在19世纪末的成都关于洋人拐小孩的风言还十分流行，贝德便注意到，每当外国人进入一个穷巷，父母们便急忙把他们的孩子拉进屋里。这些小孩的衣背上都缝有一个绿底的红十字，具称由此便可得到保护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在像成都这种内地城市中，仍然存在着很强烈的恐外和反洋情绪。
街头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当有两方面问题仍不可忽视：一是存在着阶级的地缘分部，如穷人多住在西城，而妓女多聚居于柿子园；二是街头的使用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例如独轮车(当地称鸡公车)一般从农村运货进城，住在街道两旁的"街民"便以损坏路面而令推车的农夫付"过街钱"，不愿付者则只能将车抬过街 。这个事例反映了市民对农民的歧视以及他们对外来者的讹诈行为。
三、谋生街头
对许多下层民众而言，街头是他们谋生的重要资源。各种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手段来谋取必要的生存空间，有的依靠技艺，如手工工匠、算命先生和民间郎中；有的凭籍气力，如轿夫和苦力；有的借诸贸易，如小商小贩；有的出卖肉体，如妓女；有的游说欺诈或游荡四方，如跑江湖者、游方僧和乞丐。
算命先生和跑江湖者是街头最具色彩的人物。算命先生或在街上摆摊，或走街串巷。其名目繁多，如拆字、相面和推算等。阴阳先生则用罗盘帮人相宅、修灶、安床以及开门动土。端公则有收鬼、打保符、观仙、画蛋和走阴等名目，人们描写他们是"装腔作势，满口胡柴，火把熏天，金鼓震地"。在街头，人们常见一群妇孺围观一个端公作法：地上摆着一排点燃的蜡烛和一碗水，他一手挥舞着一束燃烧的纸，另一手举着魔杖，一面口中大声念着咒语。耍把戏、拳师和假药贩子也是依街头谋生的活跃份子，。这些人多来自外地，挂一长招牌，上写可玩大把戏36套，小把戏72套，其中教变"子母钱"是最易引人上当的把戏。虽然这是一种骗术，但骗与被骗之人都在以某种方式实现各自的目的，显示了谋生的技巧和对金钱的追求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
市民们经常可以看到和尚、道士沿街化缘，其常用的手法是站在居民的门口预言有灾将临，若主人问其究竟，则请先捐钱米。早在清前期他们便被认为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孔飞力(Philip Kuhn)关于乾隆时期叫魂事件的研究便清楚说明了当时 政府和地方士绅对和尚道士所持的警戒态度 。社会改良者更是指责他们"疯言疯语，故作谜语，使人迷信，或入民家引人妇女，其弊不可胜言" 。
乞丐恐怕是最依赖街头的社会集团，他们或三三两两，或三、五十结帮成群。每当周围农村有灾荒或饥馑发生，成都乞丐的数量便会陡然上升。英国地理学家兼外交官A·霍斯(Alexander Hosie)在19世纪末进入成都时，"成百的乞丐聚集在 东郊，费了好大劲才从拥挤在桥上衣衫褴褛而肮脏的人群中打开一条进城的路" 。乞丐的生活非常凄惨，一首竹枝词说他们是"饥寒两逼困江滨，未死犹如已死身。一个篾笆双束缚，可怜白日活埋人" 。他们一般被禁止在城内居住，每天黎明时分当城门开启时他们得以入城，或在垃圾中寻食，或沿街乞讨，或寻推车、扛物等力气活。在饿极时当然也抓抢食物。晚上则被迫出城，在庙檐、坟坝、江边和桥下过夜 。
那些以街头为生者皆为城市中的下层人，他们的存在反映了贫富之间、教育水平之间、居民与外来者之间的鸿沟。在这些人中，乞丐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甚至于被其他下层平民所歧视。在20世纪初他们成为改良者进行社会改造的当然目标。
四、街头的节日庆典
节日是最具地方文化色彩的活动，各种庆祝仪式和表演都反映出一种社会关系，发展了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间的交流模式，并可以建立一种地方稳定和秩序的象征。
在中国城市中有着各种自发组织承担本社区的各种活动。成都每条街都设有土地会，其会首由居民公选。在每年清明前后，土地会都要筹款请道士举行仪式，称"打清醮"。一些街道还会请木偶或皮影班子表演，并以祭土地为名邀街民聚餐。同时，土地会组织街民清掏水沟和水井。这项事务在社区生活中十分重要，若不每年及时清淘，当雨季来临，便会因水道不通而水漫街道，并殃及处于低洼的居民住房。"掏井挖泥街上唤，清明酒醉树间呼"便是这种活动的生动写照 。清代这种由街道组织的活动反映了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关系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民国时期在地方政府摧毁这些传统的街区组织以後，这项事务便被忽视，每当大雨则许多街区成为泽国。
市民的城市生活经常与西方学者所称之为的"街头舞台"(street theatre)联系在 一 起。在成都，所谓"街头舞台"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人们使用街道作为他们 谋生、日常生活、娱乐等各种活动的"舞台"，用著名社会学家V·特纳(Victor Turner)的 话说 ，是一出生动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 ；二是街头被用作地方 戏和其他 娱乐活动表演的真正的舞台。街头被用作演出场地会产生出异想不到的 效果，缩短了观众与剧情、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在成都，每年阴历二月都"沿街演戏"，称为"春台戏"，人们站在街上或街道两旁观看表演，不仅得到了娱乐，也促进了社交。地方文人是这样描述的："戏演春台总喜欢，沿街妇女两旁观。蝶鬟鸦鬓楼檐下，便益优人高处看"。另外，各祠庙、会馆和行会一般都分别在其特殊庆祝日之时，在门前的空地唱大戏，称为"坝坝戏"，号称是"千余台戏一年看" 。
与过去对传统社会中妇女的角色的一般理解不同的是，成都妇女实际上在街头享有相当的自由，她们参加几乎全部的街头节日活动。在晚清成都，男人毫无疑问地仍是公共空间的主角，但从《成都通览》、竹枝词以及外国人的描写中，妇女在公共场所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19世纪末贝德便在成都街上便惊奇地看到"个头高高的、看起来很健康的大脚女人，穿着长摆衣服，头上插着玫瑰"，站在门外有男有女地一同闲谈，"很像英国妇女享有的那种自由" 。虽然她看到的很可能是较为粗犷的满族妇女，但其他资料却证明了贝德观察的普遍性。一首描写阴历一月初十六成都人在城墙上下"游百病"的竹枝词说："厚脸今朝百病游，红男绿女烂盈眸"，虽然这透露出文人对这种行为的不满，但也生动描写了节日活动中男女在公共场合暗送秋波的大胆举动。当然，妇女公共行为视地位不同而异，有的坐轿上街时"轿帷深下"，而有的则"不乘小轿爱街行，苏样梳装花翠明。一任旁观闲指点，金莲瘦小不胜情" 。一种是在公共场合显得腼腆和保守，保持了更多的传统和正统的礼教规矩；一种则较少受到传统的束缚。一般来讲，前者多来自士绅之室，而后者多出于平民之家。有趣的是，在20世纪初的街头改良中，妇女遭到了更多的限制 。因此在对妇女抛头露面问题上，社会改良者比民间传统显得更为保守。
节日和庆典是城市繁荣的重要体现，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皆有密切联系。各类人物像小贩、民间艺人、工匠等都因此得益。地方节日给手工匠、杂耍艺人和戏曲班子以极好的机会显示其丰富多采的技艺，反映出强烈的地方文化的色彩。对节日和庆典的组织和参加不仅是追求娱乐，而且推动了城市市民间的社会纽带和身分认同。
五、街头改良
城市精英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去影响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念和公共行为。由于他们不满城市空间的传统利用，因而企图通过改良街头文化来加强街头控制并重新建构公共空间和"教化"下层民众。除此之外，这种改良的动力还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市中便已经酝积了相当浓厚的改良情绪并奠定了一定的改良基础；二是20世纪初由清政府发动的"新政"，即全国范围内在经济、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这给予社会改良者一个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极好机会。
在社会改良者的笔下，下层民众的公共行颇多受指责。从那些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改良者是怎样看待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在《成都通览》编辑者傅崇矩的眼中，老人呆在茶馆里散布风言，年轻人藏在柿子园后的城墙上偷看妓女，妇女则沉缅于算命。有些批评则明显地带有偏见，诸如"相貌最丑，偏好装饰"和"街上夜行，口中好唱戏"等也受到无端指责。特别是妇女在傅崇矩的眼中都是消极的，他估计成都妇女好看戏者十分之九，好玩麻将者十分之八，好游庙者十分之七。他描写的贫家妇女打街骂巷，"因其以左右手指骂，而以左右手掌弯拍腰胁上，若茶壶有柄也"，因而"俗称茶壶式"，这便是他所收集的成都妇女在街头的"穷形尽相"之一 。其实我们应该理解，成都下层妇女的这种公共行为可能也是她们为生存而挣扎的一种原始的反应，无论她们是与邻里还是与其家庭成员的争吵可能是为鸡毛蒜皮或一点蝇头小利，但这毕竟与她们窘迫和贫苦的生活条件有关，这也是她们争取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改良精英企图通过社会教育和"启蒙"活动来改变下层民众的这种公共行为。
对于改良者来讲，街头代表一个城市的形象。因此他们竭力推动改造街头面貌，特别是卫生状况。马尼爱游成都时便记述道：如果"误入不通之巷，时须跨过垃圾之堆。......沿途臭气扑人，饱尝滋味"。具体措施包括诸如牛马车夫和清道夫必须随时清扫街上的牲畜粪便、把散发臭气的硝皮作坊移到城外等。警察也制定了卫生规则，包括街头无垃圾、改善各街厕所以及彻底修理排水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