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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易外庚（1971—），男，江西宜春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事务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张胜健（1969—），男，江西南昌人，南昌卷烟厂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蔡荣围（1972—），男，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湖北武汉 430074）Title：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Eco-civilization in Risk Society
Author： Yi waigeng， Zhang shengjian & Cai rongwei
Abstract： At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co-civilization. Eco-civilization society demands people have higher consciousness of eco-civilization. Women and eco-environment become a new problem in the background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eco-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nder.
Key words： eco-risk； eco-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gender difference
一、引言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①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出现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生态环境破坏以及一连串极为恶劣的地区性灾难与全球突发事件，如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英国疯牛病的全球性蔓延、中国的SARS危机等灾难，引发一场世界性的生态风险，这些事件在给人类带来沉痛灾难的同时，显示出工业社会以来的现代风险是人类行为意义上的结果。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现代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恶化不断加剧，生态风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播撒，生态风险呈现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常态。“实际上，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工业，因为它的发展趋势是反生态的——现代工业社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上。”①理性、科学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现代工业社会崇尚理性精神，追求科技进步。康德、黑格尔把理性视为人类最高的能力和判断，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排除了价值理性的狭隘的工具理性观以个体主义的功利主义作为认知行为模式和伦理准备，从片面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的角度看待自然，从竞争的角度占有自然、掠夺自然。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科技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科技的负面效应带来了无法完全控制和难以想像的风险，造成环境的破坏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核裂变的放射性污染、空气和水的毒化、资源消耗、环境退化等，使人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②。
阿伦·施耐伯格指出：“技术开发的程度以及技术使用的状况，都是由特定社会中的经济决策所驱动的。与其仅仅关注技术自身，不如更进一步揭示技术进步背后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特别是要关注生产过程中以技术进步替代劳动的驱动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环境状况恶化的深层次社会原因。”③在工具理性和科技进步的驱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将经济增长建立在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的基础上，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工业化的核心指标，把消费视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地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生态资源的激烈争夺，就全球来说，占世界20%的富裕阶层的私人消费支出占私人消费支出总数的86%，而占20%最贫困的人口的私人消费支出仅占1.3%。具体而言，这20%的最富裕阶层：（1）消费全部鱼和肉的45%，最穷20%只占5%；（2）消费总能源的58%，最穷20%只占4%；（3）消费全部纸张的84%，最穷20%只占1.1%；（4）占有世界交通工具的87%，最穷20%占不到 1%。④世界上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和氟氯化碳分别占世界排放量的75%和90%，其中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每年高达13亿吨，此外每年还排放垃圾450亿吨、危险物3亿吨。⑤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生态殖民”策略，借着全球化时代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机会，将污染严重的产业、设备、有害的废弃物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通过大量进口别国资源从而造成别国生态资源的破坏，通过设立跨国公司占有他国资源并将废弃物也排泄在他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工业生产不受影响，竟然拒绝签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⑥而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为了生存不得不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廉价出口原材料，并忍受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嫁来的生态伤害。
过度崇拜科技理性和对自然控制的妄想，使得工业现代化的实现与牺牲自然资源是同步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自然的悲剧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发展的起步阶段，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初期，就把其发展和社会转型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它的现代化速度起初可能慢一些，但其发展的后劲大，能良性循环长期持续，很可能后来居上。如果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三高’的发展模式，同样会步发达国家之后尘，陷入资源环境制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困境。”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同时与经济建设相伴相生的是资源衰竭和与生态恶化。2006-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工业化进入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信息化发展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工业的比例在显著减少。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比1978年的17.8%高出33.5个百分点。然而，在这种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付出的是高成本。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扩张型的增长方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物耗和排污量等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可小觑：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20年，低10个百分点；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9倍；单位产值能耗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千克标准煤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固体废物排放水平也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气物比发达国家高十多倍；全国60%以上的河流遭到中度和重度污染，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营养化，25%的地下水体遭到污染，流域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1.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里；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衡，生态功能退化；90%以上的天然草场退化，每年增加退化的草原2.5万公顷；生物多样性锐减，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况，物种资源流失严重，有害外来物的入侵每年造成1000多亿元的经济损失；我国因生态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到GDP总量的10%以上。简单经济优先发展势必造成资源衰竭、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平衡恶化。与此同时，全球化加速生态风险，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我国生态环境还面临着发达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风险。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的最大目的地，也是最大的生态受害者。早在2002年2月美国发表的《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报告中称：我国广东潮阳贵屿镇每年处理逾百万吨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电子垃圾。由于处理手段极为原始，造成了非同寻常的风险后果。抽样化验显示，水中的污染物超过饮用水标准达数千倍，河岸沉积物中，对生物体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钡的浓度，10倍于美国环保署认定土壤污染危险临界值。日本《呼声》月刊2006年第11号发表署名文章，题目为《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美欧的学者和媒体也说，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了世界烟囱，世界垃圾场。②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我国面临了一系列的生态恶化问题，这不仅是经济优先发展的结果，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物、侵略生态环境的结果，同时也是西方发达国家转嫁生态和技术风险的结果。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了人类社会巨大的损失和不可逆转的深重灾难，最终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与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建设目标，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提出社会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标志着人类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明形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生态文明进行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学科背景看，大多集中在政治学、环境科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较少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解读与阐述；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大多集中在生态文明的内涵、特点、构成要素、理论依据、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国内外背景、运行机制、生态文明建议的途径等，缺少视角转换。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某种意识一经形成便会左右人们的行动。在生态文明社会中，要求人们有更高的生态环境意识，并对科学及其运用保持警惕意识。女性与生态环境是一个在经济持续发展、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新问题，在生态问题上存在着性别差异。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分析生态文明意识的性别差异。
二、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意识
（一）生态文明
“生态”（ecology）源自希腊语词“oikos”和“logo”，其中“eco”即希腊语“oikos”，意指在同一家庭中居住的人；“logy”与“logo”相近，意指科学、话语、系统性研究。因此，“生态”原意指关于在同一环境中居住的动物的科学，其概念包涵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整体性关系。文明代表一种理念，是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积累的精神、制度和物质的所有产物，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指对人民的最高文化分组和文化认同的最广泛层次”，它涉及“某个社会中连续几代人所首要重视的‘价值观、规范、制度以及思维模式’”。文明是“全面广泛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着眼于作为整体的文明，那么它其中任何的一种组成单位都无法被充分理解。”①文明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文明是一个综合的有机整体，包括历时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以及共时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等形式；另一方面，文明是一个动态的演进系统，经历着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缓慢曲折上升的演进过程。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论形态。②生态文明概念最早是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第2期文章《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中提出的，该文阐述了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不过，当时的学者并不是将生态文明界定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而是将生态文明看作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西方社会虽然较早产生了生态文明的思想，但是直到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其著作《生态民主》中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概念，用来指称“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奥波尔德在其《保护伦理学》中提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两大伦理关系产生之后，又出现了第三大伦理关系，即人和大地之间的伦理关系，他主张人类应当改变其在与大地相互关系中征服者的地位。由于当时人类坚信科学技术能够战胜自然，过分自信人类自身的力量，因而他的思想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随着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追求和滥用以及对自然的粗暴掠夺，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生态危机，其全球性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促使人类共同关注生态问题，认识到产生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思想根源来自于控制自然的观念，科技进步固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它也能加速自然资源转化和枯竭的速度，同时也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垃圾和愈来愈大的混乱。世界和地区间的生态环境与发展议题会议的召开和相关文件、协议的签署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目前，生态文明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明进行研究和解释，丰富了生态文明的内涵。我国学术界较早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的是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将生态文明界定为：“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①俞可平从上层建筑和文明更替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界定，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②
自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到十八大确立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来，不同学者在对生态文明概念界定和内涵诠释的基础上概括生态文明的特点，丁开杰等赞同俞可平对生态文明内涵的论述，认为生态文明具有独立性、整体性、相对性、反思性、过程性的特征；赵建军从文化价值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四个方面总结生态文明平等性、协调性、民主性、公正性、多样性等特点；赵霞认为生态文明具有全面性、和谐性、高效性、持续性的特点；李校利认为生态文明在世界观上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在文明内涵上强调地球文明与人类文明的统一和谐，在实践上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统一协调，在实践主体上强调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共同义务。目前，我国对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天人合一”传统文化范式、西方生态伦理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四种主要范式。每一种生态文明理论范式都有自己特殊的内在结构，虽然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局限性，但是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丰富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认识。
生态文明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广义上，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有待建立而尚未建立的新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所建立的人、自然、社会高度和谐统一的，包括文化价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等多个层次；狭义上，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要素，指人类在科学、理智地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行和持续发展而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反对粗放利用资源，主张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当前学界存在着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等概念相互等同的现象，笔者认为这三者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相互等同认识，需要进行厘清。生态建设是“人类理性行为参与下积极的生态恢复与重建过程”，③体现了自然的立场。环境保护关注与人类生存环境有关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等，体现了人的立场。生态文明是一个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明，它追求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运行机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稳定的状态，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而且关注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
（二）生态文明意识
近代西方国家在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生态意识也悄然而生，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成为文明与进步的一个指向标。生态意识是“人类以对包括自己于内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与环境之关系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①生态意识的缺乏导致人们对自然的粗暴掠夺、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消耗、生产领域的忽视，造成各个环节的能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传统工业化模式导致高耗能高污染产业，以“政绩合法性”为取向的政策和行为使得生态环境不在政府的考量中或仅占较小比重。在生态治理模式上采用“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加大生态治理成本。国家环保总局《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0）》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6654.2亿元，占当年GDP的1.67%，是2002年的近5倍。近几年来，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量逐年增加，占GDP比重均呈上升趋势。2006-2009年，全国环境浸染治理投资分别2567.8亿元，3387.6亿元、4490.3亿元、4525.2亿元，分别占当年GDP的1.23%、1.36%、1.49%、1.35%。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规模将达到3.4万亿元，投资总额相比“十一五”期间翻倍，“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的年均增速将为15%-20%左右。可见，当前我国生态文明意识尚未广泛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在很多地区仍然存在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
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文化精神。文化规定着一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思考和解决生态问题，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需要人们文化观念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促进公众生态意识的形成。美国著名学者A.莱奥波尔德在其著作《大地伦理学》中指出：“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②生态文明意识是一种现代文明意识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与标志，它根源于人类对人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