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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夫·托尔斯泰借《安娜·卡列宁娜》表现的幸福观[摘 要]：本文通过对《安娜·卡列宁娜》内容表述的探究，从社会环境、宗教思想、家庭模式三个主要方面阐述列夫·托尔斯泰对幸福观的理解。加深对幸福与爱情、家庭、责任、宽恕、博爱、灵魂净化的思考，在思考中树立良好的幸福观。
[关键词]：安娜·卡列宁娜；幸福观；列夫·托尔斯泰
如书中开篇所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宁娜》从此句出发，以“安娜-卡列宁-弗龙斯基”和“列文-基蒂”为两条主要线索，并借用“多莉-奥布隆斯基”这一线索将两条主要线索相联，通过对比、参照，勾勒出世界观、幸福观、家庭模式全然不同的三个家庭。本书作为托尔斯泰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多次对人生所追求的“幸”与“不幸”进行讨论，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托尔斯泰对幸福观的认识，有利于指导读者树立良好的幸福观。因此对本书幸福观的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环境下的抉择
本书写于19世纪后半期的沙皇俄国，正值农奴制改革时期，守旧的封建社会向新兴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转型，封建贵族地主的腐化堕落与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发生激烈的碰撞。思想启蒙、人性觉醒、自由自主摆脱封建束缚的呼声愈来愈高。这样的氛围下，人们对家庭婚姻的观念也发生着改变，资产阶级更加渴望追求自由，抒发个性并捍卫自己个人幸福的观念不断撼动着宗法制家族的根基[3]，婚姻不再仅仅是为家族利益的个体结合，更是人们追随内心的感觉收获的爱情的幸福。
小说中女主人公安娜，是一个有血有肉憎恶虚伪追求真实的新女性。她受封建贵族社会的影响，被安排嫁给大她二十岁在社会上具有显赫地位却缺乏情趣的官僚卡列宁，未曾尝过爱情滋味的安娜，一直压抑着自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安娜婚姻最初的不幸，代表了当时社会俄国妇女传统的命运和道路。之后，安娜与弗龙斯基相遇，她意识到唯有真切的爱情，才是幸福的来源，与此同时的弗龙斯基，甚至也一改往日花花公子的形象，被安娜所吸引，体会到真正的幸福。书中描述：“她在哪儿，他就到哪儿去，现在他的生活的全部幸福，他唯一的人生目的就在于看见她和听她说话。”托尔斯泰借卡列宁和安娜的悲剧及弗龙斯基和安娜暂时的幸福说明：唯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能够获得幸福，表面上井井有条的关系仍然是不能称为幸福的。
为着这种幸福，安娜敢于向封建的贵族观念和秩序提出挑战，不顾外在的流言蜚语，抛弃家庭搬到离弗龙斯基相近的皇村去，并与其深陷爱情的泥沼中无法自拔。这样打破规则不负责任的行为，使得安娜背负骂名，负重不堪，也愈加的敏感多疑，最终导致最弗龙斯基的悲剧。小说第三条线，由奥布龙斯基和多莉组成的家庭中，尽管二人生有五个孩子，但由于奥布龙斯基不满于现状，仍背着妻子与孩子们的辅导老师恋爱，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成为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与之相对应的，列文与基蒂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2]，并在婚姻的过程中彼此体谅和承担责任，可谓是真正的幸福。
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尽管鼓励人们追求个性自由和真正的爱情，但另一方面，也对这种不顾家庭责任的行为给予了批判和惩罚，在同情中又暗含谴责。传达出家庭中没有责任感是难以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的思想。
宗教思想下的救赎
俄国是具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尤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深远，渗透到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等多个方面。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由早年的不信教到在基督教中找到自我精神的栖息地，并借用自己对宗教和人生的看法发表对上帝和幸福的观点，将其体现在作品中。
托尔斯泰宣扬爱人，反对使用暴力，“道德的自我完善”是受到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3]，这一点在卡列宁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单从是否遵守教义、教规的角度来评判，卡列宁不失为一位心地善良、博爱虔诚的基督徒。他认为猜疑是对妻子的侮辱，而他应当帮助妻子走出困惑，直到终于相信自己是一个被妻子抛弃的丈夫时，他也一再用《路加福音》第6章中的“论爱仇敌”理论提醒自己：“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1][3]。”因此，他总想挽救婚姻，即使对安娜进行善意的提醒和警告无效时，他也总想再试一试，希望妻子能回到自己身边[4][5]。特别是与产后病危的安娜相见的时候，他不仅饶恕了安娜，也饶恕了情敌弗龙斯基，甚至收养了卧轨自杀后的安娜与弗隆斯基的小女儿。正是靠着这份信仰，他使自己的痛苦得以缓解，得到自我的救赎，在他身上，俨然也有着善良的圣徒的光环。
同样通过宗教得到救赎的还有列文，他最初并不信教，对死亡充满疑惑。当意识到哥哥尼古拉的不幸即将来临时，他不知所措。看着基蒂和保姆忙着照顾即将死去的尼古拉，他感到惊慌而无助，不明死的意义，为“为什么临死的人要求比肉体的治疗更重要的东西[1]”而惶惑不已。劳动也没有使他得到救赎，直到最终他从农民普拉东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人应该‘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1][4]’信仰使他获得精神的新生，找到心灵的归宿。一直以来，列文的形象被认为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外化，托尔斯泰也正是利用这一形象说明：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摒弃人性中本来的利己主义思想，反思自己，爱戴身边的每个人。
构建家庭下的生活
《安娜·卡列宁娜》最终虽然扩大、演变为一部长篇社会小说，但是，托尔斯泰本来打算表现的“家庭”的主旨，在这部作品中仍然占有突出的地位。
如果说安娜与卡列宁的结合是由于包办婚姻下年龄性格的悬殊导致的家庭组合的悲剧，那么安娜与弗龙斯基组合的悲剧则更令人深思；弗龙斯基的家庭、婚姻观念是极不严肃的，“结婚这件事，对于他是从来没有当作可能的。他不但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家庭，特别是丈夫，照他所处的独身社会的一般见解来看，好像是一种什么无缘的，可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1]因此，他轻易就抛弃基蒂，尽管面对安娜有所改变，使安娜暂时成为这场三角恋中的胜利者，但他依然保持着“男子汉的自由”[1]，不愿牺牲自己的自由和事业，使之成为造成悲剧的重要根源之一。
安娜-卡列宁-弗龙斯基三者之间的三角关系，也使三个人都处于尴尬的境地。安娜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痛苦，就不得不承受摆脱困境的苦海。排挤和孤寂让她愈加地多疑、自私、敏感，讨弗龙斯基的欢心成为她生活的唯一目的，这恰恰与弗隆斯基所期望的自由相违背，被罩于情网之中的他们由爱至怨，由怨至怒。“两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借口就向对方证明一下。” [1]爱情成为他们维系这个不合法家庭的唯一纽带，如今夫妻反目，常常怒目相视，哪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这个家庭也就处于崩溃边缘了。
爱情的维系越是脆弱，安娜越是敏感多疑，越是对弗龙斯基并不存在的情人怒火中烧，至于绝望崩溃，以死唤起弗龙斯基对她的爱情，在卑微无力的抗争中死去，终于得到真正的解脱。两次家庭组合的不幸，以及奥布龙斯基一家的不幸，都说明了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与之相反的列文一家，以爱情为基础，在经历困苦以后彼此更加珍惜和坦诚，并有着更为严肃的婚姻观：列文把基蒂看做是他所爱的唯一女性，基蒂也为营造幸福的家庭而愉快地操劳。尽管婚后的生活与想象并不相同，常常被琐碎所饶，夫妻俩也常常有矛盾发生，但总能彼此坦诚相告，互相倾诉和好如初。小说中另外一对青年农民夫妻一家的幸福美满也与其相似。
总结
通过一系列人物家庭的生动刻画和对比，托尔斯泰在小说中隐喻了自己对幸福的看法：不论何时、何人、何事，真诚相爱、情投意合、具有家庭责任感、自觉履行家庭义务的人，才能获得建立幸福家庭的思想原则和基本条件。否则，就会走向反面，导致各种各样的不幸和痛苦。[6]
参考文献：
[1].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 郑丹.《安娜·卡列宁娜》中的“幸福”观.[D].首都师范大学.2011
[3]. 丁晨晖.列夫·托尔斯泰的幸福观探析.[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5
[4]. 杨振秋；金烨；张琳.电影《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的形象分析[J].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2006（1）
[5]. 阚平.对卡列宁完美人性的认识与解读.[J].大舞台综合论坛.2015（237）
[6]. 徐鹏.婚姻·家庭——《安娜·卡列宁娜》人物性格建构原则之三[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