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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对人性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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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对人性的剖析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普遍存在人性中的弱点阴暗面,以及不为人知的阴暗之处。张爱玲对人性的揭露和剖析大致三种类型:暴露人性的弱点,如虚荣、软弱、依赖、沉迷等;揭露人性的种种丑恶,以笔为刀对男性的深层心理做切割,将他们天性中的自私、贪欲、残忍、卑鄙、无耻,逼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张爱玲对人性的缺点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并在作品中作了充分表现:对那个社会和时代造成的人性扭曲和变态做了彻底的剖析,揭示了金钱、命运对人的嘲弄与摆布。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 人性 剖析      绪论   张爱玲,英文名字的中译,她母亲为她报名上学时匆匆起的名字,没想到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姓名,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今日,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就像一枝纤丽而又雍容的昙花,在那个黑暗无光的年代,灼灼地放射出异彩,匆忙绽开又急速凋谢。然而正如昙花的魅力其实并不在于花期的短促而在于它自身的美好。张爱玲传奇般的文学史命运也只是给她本人罩上神秘色彩,并为后人留下几多思考和启迪,而她真正的价值是用一支巧笔为世人勾画了一幅细致生动的封建没落家族内部的生活图画。 由于身世和阅历的原因,使张爱玲从独特的社会生活视角出发,见人所不能见,感人所不能感,并通过极高的艺术技巧记录下自己的体察与感受,而这些体察与感受所达到的哲理深度和心理深度是许多作家所不及的。有的学者认为她是中国“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序》),这未免有溢美之嫌,然而就艺术技巧而言,她的作品无论在性格塑造的鲜明上,意象运用的生动上,还是在心理刻画的透彻上以及人性挖掘的深刻上,都洋溢着惊人的才华,用“卓越”一词概括她的艺术成就确实是不为过的。 谈及她的文字,让人觉得张爱玲不仅是作家,也是画家,读其文,总有图现于眼前,活生生的,有质感,有声音,甚至有气味。她那一只华丽的笔,轻轻一划,十里洋场中扭曲的人性,挣扎的灵魂,便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对人性的深入剖析,这便是张爱玲作品的最大特点与意义所在。     二、张爱玲的创作的道路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如果说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那么第二篇小说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则充分显示了她的文学创造力。此外,她还写过一篇名为《快乐村》的类似乌托邦式的小说,寄托了她对未来的幻想。1927年,7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在《对照记》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女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形成了她张爱玲碎、细、密、腻的文字及小说风格。王安忆在《我不像张爱玲》这篇文章中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从王安忆这段话中的确反应了张爱玲的创作内容:一般人把她归到"闺房作家"一类,男女之间的蹊跷,悲愁之下的小算计,落笔精微而处处生彩的。她的小说多是以细碎的家庭生活为背景,以封建中挣扎的女人挣扎反抗为原型,最后又迷失牺牲了自己的过程。出身满清官宦世家的张爱玲,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更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眼光。她们都是社会的时代产物,也是宿命的产物,表达了张爱玲的人生观念。张爱玲在一九四六年再版的《传奇》前言中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 她不幸的家庭生活导致她本人的特别敏感与早熟。周围世界在她那里显得危机四伏,她过早积累了对人对事的否定情绪,使她对人性中的恶比常人更加的敏锐和清楚。张爱之所以能被认为是剖析人性弱点的高手,是因为她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正因为这一切条件,为她以后的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她文字风格的树立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张爱玲小说中对人性的剖析   人性,是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所普遍具有的本质特性,文学作为人学,要描写人的思想、感悟、性格、欲望以及心理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必须触及到人性。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真实、充分而深刻地表现丰富的人性的。鲁迅的《阿Q正传》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中国人的精神实质;而美国作家海明威通过一位老人和海的故事弘扬了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尽管他们选取的角度不同,表现方式也不同,但由于作家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和忠实的描绘,使作品获得了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张爱玲也是位写“人性”的高手,但这位生长在封建没落家族的中产阶级作家,和所关注的是在那个阶层生活着的各式各色人物的喜怒哀乐,生存方式、人生态度、道德心理,她读下层阶级的偶尔关注也是带着偏见,因此她不可能写出如阿Q那样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中国农民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她清醒地意识到她所处的没落家族的中产阶级,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而她不甘心一起沉落却又留连忘返,斩不断和它那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因此形成了她内心情感的深刻矛盾,童年的不幸遭遇更加深了这种悲观性,使她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因此在作品里屡屡出现的是人性的弱点和丑恶。 (一)        对女性人物的揭露与剖析 女性,是张爱玲笔下塑造得最成功最有特色的的形象,作为一个女作家,自然对女性的生活、命运及内心有着更多的关注。有人说:女人是月亮,借别人的光亮照射自己。用这句话概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再恰当不过了,她对月亮似乎有种特殊的偏爱,几乎每篇小说里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有关月亮的描写,然而这时的月亮已不再是自然里的月亮,而是融进了作者主观情绪的某种意象。它们美得苍白,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带着些凄凉,无力地挂于漆黑的天际,极象小说里女主人公的个性和命运——美丽固然是美丽,却不是自己的光彩,在现实面前只有无可奈何的沉默,唯一的生路便是*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男子。”(《沉香屑——第一炉香》)。她的眼睛所看到的全是在封建婚姻、拜金主义和无常命运下勉强挣扎着的女子,她们中既有旧家庭中的大家闺秀,也有麻油店里的小家碧玉,有初出茅庐的女学生,也有社会底层任人玩弄摆布的弃妇。她们有的在罪恶的现实面前一步步走向堕落毁灭;有的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成了封建婚姻制度和金钱威力下的牺牲品;还有的为了获得一生的依*和保障,拼着残余的青春做最后的挣扎。 《倾城之恋》是写一对过份精明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如何相互计算,功利全局,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在香港轰炸的夜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片荒芜废墟间拥被渡夜,这堵墙的意象再一次出现。"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奇峰突起的表达又举重若轻地放下,唏嘘之于让人惊叹不已。道德,爱情,欲望,婚姻,张爱玲一笔写透了,写尽。流苏作为一旧式女子在世俗的婚姻中为摆脱自身命运抗争过,但她最终仍旧束缚在婚姻的悲剧里面。“她们的爱欲处于受压抑状态,甚至是以牺牲后者为代价的。”[1]  在小说《连环套》中,作家通过对一个下层妇女霓喜一生命运的描述,极其典型地展示了这种儒性的种种层面和它们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霓喜十四岁被养母卖到香港,几十年里共与三个男人姘居,却三次遭到遗弃。绸缎店主人与她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并生了一对儿女,但因霓喜“不是好出身,上不得台盘,”始终不肯要她为妻;中药店老板窦饶芳生前对她百依百顺,但死后,霓喜很快被窦家亲族赶出家门;以至于最后那个英国工程师汤姆生对她更是纯粹的玩弄。所以小说开头说:“从生物学家的观点来看,汤姆生太太已经结婚多次,可是从律师的观点看来她始终未曾出嫁。”这样一个下层女性,一生中渴望与期待的就是成为一个可*的男人的名正言顺的妻,终身拜托,不愁吃穿,然而却办不到。霓喜自以为凭借着她的美丽便可以使男人拜倒在她的脚下,给她安稳的生活,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了,男人只是对她玩弄而已,最终将她遗弃。她也曾反抗过,但仅限于“扯散了头发打闹”或者与其他男人通*,结果倒霉的还是她自己,直到她成为六十岁的老妇,也未曾醒悟到自己的悲剧命运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尽管她开始明白“男人*不住,钱也*不住,还是自己可*”,但她的“*自己”仍然是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实质上是再次出卖自己,骨子里还是依赖。所以,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如果不能认清自己的价值,不获取人格与经济的独立,就永远也摆脱不了对男人的依赖,也无法真正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解放! 张爱玲以独有敏感清楚地看到了隐藏在女性悲剧命运后面的主观因素:依赖性和屈从性,并通过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把它们一一剖析,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她还注意到长期的依赖与屈从所形成的女性的另一种心理弱势:消极的任命。当他们不满意命运的安排时,就感到自己渺小无能,取一种自嘲态度以获得心理平衡,没有彻底的痛苦也没有真正的欢乐,有的只是一种苍凉感,表现出对未来命运的悲观,她笔下的形象“所给人的感觉仍旧是对生命对人性的苍凉。”[2] (二)对男性人物的揭露与剖析 前面介绍了张爱玲对人性弱点的剖析,在她的作品里塑造得最光彩照人,同时也给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那些女性形象,而对于人类的那一半——男性,作家也有精彩的描写。就人性角度而言,这些男性所带有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比那些美丽苍白的女性更具有哲理性和反思性,同时也更能显示出作家在观察人性上的透彻和塑造典型上的惊人才华。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最多最集中的是那些终日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却又架势十足的遗老遗少们和游手好闲、不负责任、苟且偷生、怯懦无能的败家子,以及狂嫖滥赌、卑鄙自私、冷酷无情的花花公子。这些人物的精神人格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外在行为是人类天性中一切丑恶面和肮脏面的体现。在他们身上,人性中的自私、贪欲、狭隘、冷酷、无耻和卑鄙龌龊犹如陈尸般的一一暴露于读者面前,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这些典型形象不仅具有人类共同的劣根性,同时还是那个时代与社会特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认为:现实中的人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不带有一定的民族、阶级、阶层的社会关系的烙印,体现出一个复杂统一的丰富个性。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形象正是如此。他们所属的阶级一天天衰败没落,他们既无力挽住时代的巨轮,又昏庸无能、不事生产,只有坐吃山空,窘相毕露。他们或者架势十足,硬充门面,*虚假的自尊与清高获得暂时的心理平衡;或者公然在家抽鸦片,在外面眠化宿柳,聚赌,挪用巨款以至负债累累;更有一些堕落成流氓无赖,诱良为*,*女人吃饭—他们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沉渣余孽,命运必然是同他们那个阶级和时代一起沉落消亡,张爱玲塑造这些形象的意义就在于重现了那个时代生活着的可怜可恨可鄙的一群人的真实面目。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不是自私冷酷就是昏聩无能,这除了反映出作家作为一个女性对男权社会的轻蔑与反抗外,也与张爱玲本人自身的经历有关。她的父亲提摩太•C•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清末遗少。据作家的散文《私语》记载,她的父亲虽然读过不少书籍,过的却是最腐化的贵族生活,抽鸦片,讨姨太,具有一切老式公子哥的恶习,到后来又卑鄙的逼母亲赔钱,对“我”更加专横跋扈,于是“我”终于在一顿毒打后逃出了父亲的控制。可以说张爱玲的父亲是她男性形象的第一个摹本,也正因此,她才能深刻洞悉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并在作品中对此作一针见血的刻画! 小说《怨女》是作者根据《金锁记》的内容重新创作的作品,很多地方有所丰富和突破,特别是对姚三爷的外在形象和基本个性做了一目了然的交待。他打麻将一夜未归,一回来就钻进帐房向帐房先生借钱,先是拍马屁然后是死皮赖脸地软磨硬泡,一旦钱到手就忙不迭地往外溜,就在等钱的空当儿,他也忘不了和嫂子打情骂俏,顽皮捣蛋地消磨时间。这第一场戏活灵活现地向读者勾勒了一个庸碌、无能、荒唐、空虚的败家弟子形象。 作家对这个男人内心丑陋的挖掘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逐渐深入,姚三爷与嫂子银娣有暧昧关系,浴佛寺里险些犯下乱伦的不齿之事,而他终于悬崖勒马并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他们这样情形本身就已经够险的,无论怎样小心也迟早有人知道。他实在犯不着,要女人还不容易!” 但又觉得“到时候再放手真不好受”。这一系列生动的心理描写活脱脱地展示了一个男人自私卑劣无耻的心理层面。[3]  张爱玲对姚三爷最入木三分的刻画还要数最后向银娣借钱那一幕。分家后的姚三爷穷途末路,捉襟见肘,再也摆不出大家少爷的排头,也失去了往日的翩翩风度。他在向银娣借钱时故意透露他人隐私丑闻,千方百计地讨好银娣,终于达到了借钱的目的。接下来那一幕就更恶劣,他利用银娣对他的感情,情意绵绵的倾诉衷肠,使银娣陷入一种缥缈的幸福中,而后又企图不轨……这段文字轻描淡写,柔情脉脉,松弛到了极点。突然讨债的乱哄哄追至家里,原来姚三爷是上门讨债来的!银娣一梦醒来,愤怒已极,狠狠地给他一耳光,至此,小说情节达到高潮,并给这位猥琐卑鄙,无耻下流的姚三爷的形象画上了最精彩的一笔!张爱玲对人性丑恶的深刻洞悉和对人物性格准确而又恰到好处的把握,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如果说姚三爷这个形象是封建文化与他所在没落阶级的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反映了那个阶级中人所普遍具有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以及必然遭淘汰的历史命运,那么,张爱玲在她的另一部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对人性探索就进入了一个更为深邃的领域。她在作品里揭示了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夹缝里生存着的知识分子的种种心理情态,小说主人公佟振保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畸形儿,他是张爱玲小说中性格最为复杂内涵最丰富的人物之一。 他在那个“对的世界”里是一个十足的大好人:孝敬父母,踏实工作,老实保守。他努力经营的着自己的好人形象,实际上只是外在的“假我”,然而,当面临爱情婚姻问题时“真我”与“假我”就会以双重人格的形式发生激烈冲突,这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根源。而他同三个女人的感情经历实质上就是人格性异化的过程。第一个女人是他在英国结识的华侨姑娘玫瑰,他们相爱很深,但是他却不敢娶她回家,因为“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这分明是他自以为对的世界迫使他做出的一次牺牲,至于他居然管得住自己,没有与玫瑰发生关系则是他兢兢业业营造那个对世界的又一绝好例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坐怀不乱的好名声。 佟振保遇到的第二个女人是朋友的妻子娇蕊,这是一个和玫瑰很相像甚至“更具程度”的女人,他深深的被吸引了。在娇蕊的一再挑逗下,他开始动摇了,虽然其间也有犹豫,他想到自己的好名声,想到要对自己负责,然而另一个他却“翻来覆去的告诉自己这是不妨事的……一个任性的有夫之妇是最自由的妇人,他用不着对她负任何责任”。而且“为什么不呢?她有许多情夫多一个少一个,她也不在乎。”他为自己的卑劣目的找到了一个多么“合理”的借口!他并不爱娇蕊,这么做本身或许在潜意识里是对牢牢拴住他的“对的世界”。然而,当娇蕊真的爱上他,并要和丈夫离婚时,这个一直说在于自由的快乐中的佟振保猛然惊醒了——“他可有的一点安全;他的前途,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叫他怎么舍得轻易由它风流云散呢?”于是他开始为自己的薄情与不负责任找借口:“他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她爱的是米孙,却故意的把湿布衫套在他头上,只说为了他和她丈夫闹离婚,如果社会不答应,毁的是他的前程。”这时的他重又变成了没有感情的人,连眼泪也觉得是身外之物,终于遗弃了娇蕊,重新回到了他那个“对的世界”。在这次恋爱中,他的双重人格表现的最为突出;和娇蕊在一起时,认为应当爱下去;“没有她在跟前,就有了诸般反对的理由。”而无论是哪一种,都一样的自私、虚伪、冷酷、无情。 接下来是他的妻子孟烟鹏。他并不爱她,却娶了她,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他喜欢不合传统、不合礼法的女人,但现实环境和传统观念却使他不敢与之结婚;而合乎传统礼法的他又不喜欢。烟鹏就是这样一种古典却乏味的女人,因此他虽然有了家,有了妻子和女儿,却没有幸福,对他而言,家只是个束缚和窒息他的牢笼。他恨这一切,恨不得砸掉它们。小说在这里有一段寓意颇深的描写:“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掉他自己,洋伞敲在水上,脏冷的泥浆飞到他眼上来,他又感到那样恋人们的痛惜但同时,另有一个意志坚强的自己站在恋人的对面,和她拉着、扯着、挣扎着—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这种失去理智的行为正是他压抑已久的“真我”对它的主人的反抗!然而这毫无用处,他只好用折磨妻子,寻欢作乐的方式平衡自己,终于走上了自甘堕落,自我毁灭的道路。佟振保这个形象成功就成功在暴露了人类心理的深层甚至潜意识层,他真正再现了一个生活在封建文化社会而又大量接受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困惑不解到自我建立最后的自我毁灭的过程。 总之,佟振保是张爱玲笔下诸多人物中最复杂、最耐人寻味、也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作家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和高超的探究能力,在这个人物身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由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人性异化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也越来越广泛的引起人们的中式,迫使我们对此做出冷静而深沉的思考!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张爱玲分别通过对女性和男性的性格塑造解释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阴暗面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然而她的视线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用她那支健笔进一步塑造了一类人性扭曲变态的典型,使她在人性的挖掘上迈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三)        对人性扭曲的揭露与剖析     不得不承认关于人性的剖析,对一个女性作家而言实太不易。尤其是对女性的“卖”的观念让人大捏一把冷汗,如此真实!张爱玲极度聪慧,她笔下的很多女人,充分体现着要拼命把自己“卖”给一个男人一生,落个财产保障,而及至到了今天,不仍有许多女人是如此么?这个观念在爱张爱玲的世故老辣的眼睛里早就看穿。 张爱玲对人性的扭曲,心理变态刻画的最成功的人物还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金锁记》讲述了一个母亲的成长经历,用张爱玲的话来说,曹七巧是个“极端病态”、“彻底的人物”[4]夏志清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这评价或许有些过高,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杰作,特别是曹七巧的形象早已成为文学画廊的一个典型,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热情泼辣能干,充满活力,追求她的人很多,然而禁不住金钱与地位的诱惑,嫁给了有钱人家的残废儿子,成了衣食不愁的姜家二奶奶。然而婚姻的不幸和出身的低微使她除了身心得不到满足外,还要忍受他人的轻视和欺辱,久而久之,往日鲜蹦活跳,能干要强的七巧成了“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的悍妇,一个心理变态者。如果说婚姻的失败还不只是造成了她心理上的变态,那么,金钱则成为她人性彻底被扭曲的刽子手。“分家”那场戏,七巧表现出来的无礼和歇斯底里很清楚的表明了进去在她心中的地位。对一个为了金钱而丧失爱情和一生幸福的女人来说,只有更牢地抓住那份来之不易的财产,否则她将一无所有。正是这种心理紧紧地束缚了她的一切,使她的人性一点点扭曲变态,终于导致了她和她子女不幸的命运。 七巧是一个受金钱命运摆布而人性扭曲的女性,本来是值得人同情的,然而当她把拴住她的黄金枷锁重又套在她儿子、女儿的脖子上的时候,她就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怪物。可以说七巧的一切行动都是从金钱出发的,为了保住她的钱,不惜牺牲儿女的幸福。在她身上,没有半点母性,有的只是被扭曲的不成样子的人性。小说结尾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这是对她扭曲人性和变态心理所做的一次概括。就这样,张爱玲最精致的语言文字,提炼了她对诸如曹七巧之类人性扭曲变态的人物最真实生动的描绘,由此可以看出:作家除了具有人性深刻的洞察与体察外,还有着直面丑恶与肮脏的非凡勇气,和对它们大胆暴露、无情剖析的惊人魄力,这或许就是张爱玲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综观张爱铃的小说可发现这些小说多采用陈旧的故事模式,在简单的过程中写出了世间男人女人微妙而真实的内心,把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深源的自觉和无奈展现出来,还原出人真实、触动、世俗而欲望的形象。把这些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生活中,让人自己来审视人性中的弱点和扭曲,而无论如何这些人物都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正如张爱玲说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认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5]  就像她的小说集名字《传奇》一样,张爱玲书里的故事以及她自己本身都可称做传奇的。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有真正的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刺激你揭开自己甚至别人的面纱。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那样一个新旧交替兵荒马乱的时期,张爱玲用那些峰回路转的故事与举重若轻的文字诠释了对人性、命运与时代的理解,也早早洞察了浮华背后一切真实的谎言,用一颗异常冰冷的心栓释着人性。大凡女作家中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有如此深邃的思想并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
    参 考 文 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2. 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00三年。 3. 罗玛《凝视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0四年。 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5.余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一九九六年。 6.马建高《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文学视界。 7.《上海两才女——张爱玲 苏青小说精粹》花城出版社,二00三年。8.刘川鹗《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OO年。 9.张爱玲《怨女》,哈尔滨出版社,二00三年 10.林佩芬《张爱玲研究》《中华文艺》,十二卷二期。 11.周冰心《回眸绝美的瞬间》华文出版社,二00五年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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