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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清华管理评论”四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领会“方程式”这个奇妙的新事物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震撼，曾经那么难解的“注水问题”用方程式的形式一表达，就变得那么简单，我当时就朦胧地感到那个神奇的等号，不只将因果两方建立成一个天平似的算式，好像它也是将此岸（一个复杂的算式）引渡到彼岸（那个简单的结果）的一座桥梁。一切结果都是那么简洁，像是困扰了人们很久的谜底，但它却是当初那一大堆环境条件内因外因的必然演化成的归宿。后来再接触到方程组、化学方程式、矩阵，尤其是列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之后，就更加深了这一印象。
生活是动荡的，永远不会停息，但是在动荡中经常会出现暂时的和谐与安谧，孟浩然的“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能体现出一阵运筹或劳累之后片刻均衡。中国古人所追求的那种四海升平、百姓同乐正是人们所向往的那种社会和谐与均衡。但是人们的期望归期望，那种和谐与均衡对中国人来讲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原因是对社会这个大舞台来讲，造就这个大均衡场面的剧本并未有人拟就。在圣贤如孔子的理论中，也只将此愿望寄予追求比他老更古远的过去，那时的均衡似曾有过，但达到均衡的外部环境却早已消失，因此社会大均衡的喜剧场面就永远不复出现了。中国人只有以更低的标准在局部、在更短的时间里，寻找瞬间的和谐以消魂。
中国人喜欢一劳永逸，梦想着一劳永逸地处身于社会均衡之中，现在看来那只能是一厢情愿。均衡既然只在动荡中瞬间展现，那么，寻找均衡的成功者只能产生于习惯于动荡生活的民族之中了。西方人用宗教的方式将均衡置于“彼岸”（所谓“天堂”学说），这就决定了人们在“此岸”只能接受惩处和煎熬。这种自愿放弃在此生享用幸福和谐的理性的认可，无意中却有可能在此生的动荡中找到实现动态的和谐的途径。
艺术家的最高境界是“化境”，据说进入此境界的人能将世间万物都能点化成艺术精品，于是毕加索才能每天都造出价值连城的作品，陆游才能一天作诗几十首，而棋圣们则可以将神之智慧请下来，做成连自己日后也永远难以企及的传世之作。我们说艺术上的均衡是绝妙的，它只能以艺术大师们自己高度的修行为基点才能登上那种境界，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均衡则要求人们不懈的创造。化学家为了创造物质的分解与化合、氧化与还原，生物学家为了发现遗传与变异，经济学家为了达到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更有价值的是动态的收支平衡），企业家为了达成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默契（尤其是与将来的市场之间的默契），都要求自己对所处领域的各种要素（需求变化趋势、劳动价格指数及新知识的价格等）予以深刻的理解，对环境的变迁的预见和自己的手段与工具的不断更新的有效把握。这其中那个神奇的平衡式或隐或现，却总是在暗地里起着作用，预先的筹划一旦失误，自己所期待的那个均衡就要落空，自己所握有的资源如果不能重新组合，就要失去以自己为主体追求均衡的资格。最显眼的例子是企业解体，各种要素成为组合别人方程式的各类因子。
现代文明已能组织起规模宏大的客观工程体系，如登月、如组织世界性的大市场体系，但对涉及人自身的人工体系却还一筹莫展。因为对这个体系的建立或变革现状，要触及对人自身价值的基础判断。中国人历来的社会基础在于家族，以这个家族为基石的中国文化的致命基因是人的家族价值之和远大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在这里，我发现一个不平衡的方程式：社会资源总和远小于各个局部资源的累计。
在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平衡式中，人只是因子之一。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土地和市场化程度）就决定了有多少人存在才可构成人与环境之间的最佳组合，多了就要成为一种人口过剩的局面。在此局面下，人口已不仅仅是资源而是包袱了。中国人口作为一个因子早就超过了“人与自然”那个方程式所要求的均衡点，不幸的是现在的趋势还在劣化着这个不平衡式。这是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的难题。西方人站在一边以他们对人的理解指手划脚，全然没有设身处地的心情理解一下另一种文化在转型期所处的艰难处境。为使和谐能在更近的将来实现，中国最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变革自身的传统伦理。没有创造性的理性成果指导这个深层次的变革，那条人口曲线由升转降的拐点永远存在于一条地平线上，可望而不可即。
由于中国社会根本无法建立起各种要素的均衡，因此，不少在西方行之有效的理论在中国一时还找不到用场。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对他自己成就的概括是：“注重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人们对这种模糊的阐述各有自己的解释。我认为，马歇尔的连续原理的一个含义就是把所有经济活动看成非偶然的现象，如市场上的各种资源不断地供给。它们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条件（成交价）总在变化，这条连续的曲线的变化就体现出各种要素之间的线性关系了。价格过高造成需求不足，价格过低造成供给不足，而社会生产的不间断使价格在一定区间内变化，于是形成以时间为横轴的一条曲线。为使社会商品达到极大值，必定在客观上存在一整套要素的价格体系。此时可以认为社会在这个条件下达到经济最优态，可以近似地理解为社会经济相对均衡：人们获得最好的收入（工资、利息、利润），物价相对最合理，资源耗费最节约，商品达到相对最丰富。
当然马歇尔的均衡理论一直是在各种假设中成立的，从来就没有一个“实验场”可以演示这个均衡态和均衡态下的各种曲线（供求、价格、增长）。这一点被我们的早期理论家抓住，并名之曰“唯心主义学说”、“庸俗经济学”。我们倒是创造了完全不同于马歇尔所设想的各种假设条件的实验场，但试验场里作经济运动的物资在人为的摆弄下，越来越短缺，这倒成就了一位匈牙利籍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大名。他创造了一门经济学说叫“短缺经济学”。这个学说描述了商品在这个实验场中是怎样变成短缺物的。他也预言这个实验场将会怎样地收场，后来现实证明：不幸而让他言中。
均衡态在大社会宏观中无法出现，只能在某些局部有所显现。学内人称为局部均衡。不管怎样，从此，在局部均衡所示的各种社会要素可以呈现出人们所预计的经济变化时，数学有了用场，于是二十世纪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出现了，经济成了科学，经济学家中也有了诺贝尔奖获得者。
社会科学（含人文科学，下同）被称为科学，是东方早于西方的事，原因是社会科学在西方一直委身于宗教和哲学圈子内，连自然科学也是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牛顿的科学奠基作的名称还被他自己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后来宗教放弃了对自然现实的解释权，但对人伦道德之类的垄断还死死地把持着。东方（含俄罗斯）的无神论者勇敢地打破这一禁忌，原来的禁地被插上了新的标牌：“社会科学”。在这片领地上的所有学科都是上帝划定的禁区。
建立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科学体系是个巨大的工程，可是现在在这个领域内，情况还远未理想，内在逻辑和方法远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严谨和普适，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找到研究对象的均衡态。均衡态不出现，就使得“连续原理”无法使用。举例讲，如果货币不允许自由兑换、就没有较为客观的兑换率，金融学原理所演绎的那种理性世界就无法现形；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或说社会政治气候不形成均衡态，政治学原理就会被权术操作所取代。
美国科学院士、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说，“没有数学的导入，那个领域就不能称为科学。”我想社会科学界的混乱就源于此，没有均衡态就根本无法实行数字化管理，所谓社会科学被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还为时太早。自然科学的前进不少是借助于自古以来的数学成就，但也创造了不少新的数学方法。社会科学的进步也有赖于从以上二者中选择其一。但是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行为习惯（多引经据典，少创造思维）和数学修养的不足，社会科学现出科学金身的日子还远在天边。
每当解方程或方程组得到一个简单而确切的答案时，每当化学试验出现一种明快的纯净液体或体态规矩的结晶体时，试验者都会出现一种莫明喜悦。那时，我们称之为现实出现了和谐。
现实出现和谐，如果是大自然自己铸就的，则在暗示我们应当收敛自己的野心和贪欲。如果某处的和谐是别人用智慧创造出来的，我们则应当深省自己为什么未能企及。诗经曰：“高山仰上，景行行止。”有此“心向往之”的谦虚与胸怀，一定会投身于理性的探索中去搜寻均衡，而在这一有意义的搜寻过程中，现实也会报之以甜果，那就是通向和谐的社会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人的认识的标准，这一进步为人们寻求各个领域的均衡排除了一定的阻碍，于是改革开放就凸现于我们的社会现实中，社会因此而走向相对和谐。 愿中国人以后别再干阻挠别人追求理性均衡的蠢事了，因为那种追求本身就在造就着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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