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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确立过程
罗学渭1，陈钢2
摘要：创立中国人民的新型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秋收起义后，这项使命落到了毛泽东的
肩上。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任务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及实践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
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从而历经了提出、实施、完善三个阶段，
把它锻造为我党领导革命军隊克敌制胜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确立过程
创立中国人民的新型军队，使之成为执行无
产阶级政党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来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然而，中国共产党建
立初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独立领导军队的重要
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倚重和倾力帮助
的依然是中国国民党。只是当这场大革命失败、中
国共产党遭受到严重挫折时，幼年的共产党才从
血泊中警醒，深切地认识到：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
务，就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军
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
务。从此，在如何建设自己的军队，确立正确的建
军思想等问题上，开始了一番艰苦的探索。
秋收起义后，这项艰巨的使命落到了毛泽东
的肩上。毛泽东在没有任何成法可依的条件下，坚
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凭借敢闯新路的气概，通
过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任务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及
实践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
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指挥枪”的
建军原则。综观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有关史料，我党
在解决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
历尽波折，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
一、提出阶段或着手时期（1927年
7月至9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期间，
靠着共产党的帮助，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到1926年
时，在军事工作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已达1500余人，
且有不少同志担任了军事上的重要职务。随着后
来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投身军事，逐渐掌握了由
黄埔军校扩大改称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
生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25师主力、第11
军第24师全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等部队，以及受
共产党影响的贺龙第20军一部分。这些部队和就
职于国民革命军的各级领导，对后来中国红军的
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
的准备。但是，这些后来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党领导
的部队，在当时仍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新型人
民军队。这些部队还带着旧军队的深深烙印，封建
思想及军阀残余严重，革命宗旨并不明确。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我党开始独立地担负
起领导中国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南昌起
义宣告了人民军队的诞生，但是，还未来得及进行
人民军队的建设，起义就遭到了失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
议，会议坚决地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在
党内的统治，并针对陈独秀“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
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
到造成真正的工农军队”的错误，提出了武装工农、
建设革命军队的任务，并强调“这实在是我党第一
等的重要责任”。［1］（P263）这是我党面对大革命的失
败及我党的严重损失表现出来的觉悟，从真正意
义上意识到建设人民军队的重要性了。
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新的中央政治局又
于8月9日进一步提出了建立革命军队的原则。
即“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
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
农的革命军”，并指示“应该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
命的雇佣军队”，以及地方的工军、农军等。“从这些
武装中，造成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1］（P291）这里，
党虽然提出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任务，却仍未
解决怎样建设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也是当时党
内力主武装斗争和建设军队的坚决倡导者，会议
又使他成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这样，建设人民军
队的重任，也就自然地落到了他的肩上。
历史正确地选择了毛泽东。正是毛泽东在历
史的紧要关头，独具胆识，大智大勇，毅然冲破了
“以城市为中心”的窠臼，放弃攻打长沙，把部队带
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从而为我党保留了
革命的火种。
在攻打长沙和向井冈山进军的进程中，部队
出现了叛逃、违犯纪律、不听指挥等许多严重弊
端，致使这支刚组建起来的军队处于极其危险、濒
于涣散的局面。毛泽东沉着稳健，通过半个多月对
部队的观察与思考，从众多的现象中，敏锐地觉察
出部队存在着结构性与制度性的危害，于是，当到
达三湾时，即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并准确地找到
了“医治药方”，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建
军原则。
通过缩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采取“愿
留则留，愿走则走”的原则，改编后部队共700余
人，人虽少了，却更精了。实质上将雇佣制改为了
志愿制，摒弃了旧军队为钱而当兵的观念，树立了
革命军人为人民的新观念。同时，通过对党组织制
度的改革，取消原来党组织设在团一级的作法，在
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班排有小组，支部在连上，
营团以上设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同级党
组织书记，专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就从组织
上、制度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上在部
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实
行官兵平等，这就更使得官兵关系从对立走向团
结，从而，真正使红军与反动军队有了质的区别，
成为政治建军、治军的开端。
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对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
个创造。对此，罗荣桓说：“三湾改编，实质上是我军
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当时，我军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
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
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
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2］（P120）
但是，任何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
秋收起义部队毕竟是从国民党军队分化出来的队
伍和工农武装构成的军队，旧军队的私有观念、雇
佣制度的影响、工农小生产者的烙印都深深存在，
部队属性的弊端和制度上的不完善，也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彻底克服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打碎旧基
础建设新基础的系统工程，仍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二、实施阶段或调整充实时期（1927
年10月至1928年12月）
三湾改编后，部队上了井冈山。为了使工农革
命军顺利地在井冈山站稳脚根，毛泽东先后向革
命军战士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及“三大任
务”，有力地强化了军队的形象。特别是“三大任
务”明确地划分了军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明确了
部队的根本宗旨，对人民军队的创建起了很大作
用。
然而，要将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军
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远非有一两个
条文就可以完事，或者一两个会议、一两个命令就
可以达到目的。如：工农革命军已早有规定：不准
破坏群众利益，要保护中小商人合法经营，严禁烧
杀等。可就在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两个团根
据湘南特委的指示，前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进入
到桂东县时，烧杀抢掠的事情又发生了。针对这种
现象，毛泽东在桂东沙田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
中，正式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
意”，并逐条逐句进行了解释，告诫战士们不要受
“左”倾错误的影响，要严格执行我军的一贯政策。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
和湘南暴动农军上了井冈山，实现了伟大的井冈
山会师。会师后，人员陡增，力量大为加强，两部合
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六月后改称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军），计一万余人。按理，部队的主体
罗学渭，陈钢：试析“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确立过程11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
28团是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31团是毛泽东领导
的秋收起义团队，各方面的情况应当是很好的。可
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离新型人民军队的距离还很
远，甚至发生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使党指挥
枪的建军原则受到极大威胁。
这里，我们不妨援引几则历史文献的记录。
1．毛泽东1928年5月2日写给中央的信。文
中云：“我们失败后———由湘南（军队无甚损失，不
过是湘南政权和茶酃政权被破坏了）退至赣边，岂
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
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人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
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刻正
日益良善”。［3］（黑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2．毛泽东1928年4月29日代表湘赣边界特
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信中说：“军队中有一部分
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
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
用特委的命令把他们
止。”［4］
3．当年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巡视井冈山
后，也曾向湖南省委报告说：“这团（指28团———
引者注）的党的干部负责人不十分健全，加上兵士
成份多叶部老兵与历次俘虏，下级军官一度犯了
‘机会主义’的毛病，同时因作战能力强，便觉得是
‘所向无敌’的样子，并染了国民党军官的习气，因
此党员的意志超过党的意志趋向”。“毛泽东部党
的历史比较深，不过各级负责人尽是学生，有少数
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强过了兵士的意识”。［5］（P128）
4．当年派往湘赣边界担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
（克敏）在报告中说到：“红军第四军中有一种最不
好的现象，就是分团主义。28团的枪枝与31团的
枪是不平均的，屡次开会议决要平均，可是议诀自
议诀，实际是行不通的。……关于这个缺点，军中负
责同志已经注意到了，
之。”［5］（P266）
从以上引文内容，特别是文中的“大力整顿”、
“勉强的制止”、“极谋纠正之”的话，完全可以看
出，党指挥枪的原则虽然从三湾改编后已运行半
年有余，正因为边界斗争与军队结构、素质等各方
面的原因，尽管毛泽东等军中领导刻意要求，仍没
有根除，而且表现甚为严重。“八月失败”中红29
团不听指挥、私自行动，红28团一营营长袁崇全
率部叛变则是最严重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这
些严重的弊端，直到第三次反“会剿”前仍没有完
全解决。但值得肯定的是，由于毛泽东、朱德等党
和军队领导的努力，各项制度趋于完善，故称之为
实施阶段或调整充实时期。
三、完善阶段或形成时期（1929年
1月至12月）
192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为应付这险恶的形
势，毛泽东在宁冈柏路召开了会议，决定实行“围魏
救赵”之策，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寻求在外线打击
敌人，留下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坚守井冈山。
然而，虽经红五军与红32团将士浴血奋战，
第三次反“会剿”仍遭失败。红四军主力突出敌人
重围后，“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
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张声威”，也落得个“最困苦
的时候”。［5］（P290）靠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及全体将
士们坚定的斗志，直至大柏地一战后方转危为安。
尔后，部队纵横赣闽边，四处游击，不断打击敌人，
终于站稳脚跟。
这一时期，红四军转战赣闽，三四个月连续作
战行军，战斗频繁而又激烈，故红军中的思想政治
工作有所放松，而原本存在部队中的一些非无产
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
盲动主义等便一一显露出来，并迅速发展、蔓延，
以致引发了诸如党对军队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反
对军阀残余、建立根据地等问题的争论。这些问
题，在井冈山时期尚不明朗，可继闽西局面打开
后，竟日益严重，蔓延到党内及部队领导机关。后
来，焦点集中在“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上。
对于这场争论的是与非，历史早已作了结论。
我们现在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场争论？
危害在哪里？对此，我们从毛泽东当年写给林彪的
信的一些话便可看出。毛泽东写道：“现在争论的
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
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各种原
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来才显露出来。”［6］（P64）毛泽东
在信中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归纳为14个问题：
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
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
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
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
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四军军
12第1期
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
义与集权；14．其它腐败思想。
从毛泽东信中的语气以及例举的14个问题
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它已对党指挥枪建军原则构
成了极大的危害与威胁。若不加以纠正，势必给党
和红军带来严重的损失。
然而，尽管毛泽东等坚持真理，毛泽东还以事
实为依据，批评了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指出它的危
害，却最终没有解决好，以致毛泽东心力交瘁，深
感问题棘手，请求离开前委。毛泽东离开前委，前
委书记由陈毅代理。陈毅也急切希望分岐意见早
日消除，增进党内团结，提高红军战斗力，但仍然
事与愿违。
这种事态的发展，使问题进一步恶化。1929
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竟致中
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前委书
记，铸成历史上的一大曲折。值得庆幸的是，红四
军党的“七大”通过的决议案后来呈报中央审查，
为后来中央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红四军党的
“九大”胜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依据。
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前委去了闽西
特委帮助工作和养病，陈毅去了上海向中央汇报
工作，部队领导剩下朱德一人。由于领导机关不健
全，全军政治失去重心，党内军内各种非无产阶级
思想又悄然泛起。代理前委书记朱德面对这种局
面，深感担忧。于是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
希图早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红四军党的“八大”
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没有取得任何积极
成果。
红四军“八大”后，接上级指示，出击广东东江
地区，未料遭致重大失利。这是红四军自井冈山
“八月失败”以来损失最严重的一次。除敌情变化
未及时掌握外，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弱化及非无
产阶级思想干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这场争论引起的后果，中央在陈毅到上
海后，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同样觉得问题严峻，决
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周恩
来为召集人，详细讨论红四军问题，起草决议交政
治局讨论。
应该说，周恩来、陈毅为这次中央的决策作了
很大的努力。陈毅起草的多个报告，实事求是地报
告了红四军的情况。由陈毅代中共中央起草的、周
恩来审阅修改的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对解决
红四军的争论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中共中央的
“九月来信”，从9个方面入手，就正确估量国内的
政治形势、红军的任务、红军的自身建设、加强党
对红军的领导、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纠正一切
不正确的倾向、朱毛争论问题的态度等都作了详
细指示。更为重要的是，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
记，从而为解决争论创造了有利的前提。
毛泽东在11月底回到前委领导岗位后，根据
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认为应尽快召集红四军党
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如何将红
军建设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如何将以农
民、小资产阶级、旧军人为主体的党组织建设成为
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重大问题。
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曙光
小学开幕。大会详细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
四军的经验教训，通过了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
古田会议的召开，形成和产生了红四军“九大”
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
务，规定了党对红军进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了
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等各方面的重要性。这是
红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
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所以说，党指挥
枪的原则至此才真正完全确立。古田会议的伟大
贡献将永远镌刻在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上。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中共江西省委转来毛泽东同志的信（1928－05－19）［Z］．抄件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4］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致省委转中央的信（1928－04－29）［Z］．抄件存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罗学渭，陈钢：试析“党指挥枪”建军原则的确立过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