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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维系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千百年来流淌在素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士人身上，时而翻腾欲发，时而寂静无为，不论出于何种形态，总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气质、特质、本质。学者们的愤青思想、草根们的偏激情绪、精英们的顽固守成，置于当前全方位开放的世界潮流中是何等的突兀，又是让人何其不解：国士学者的声嘶力竭往往是亡羊补牢，草根平民的愤怒哀求每每是公义难彰，庙堂精英的民本君轻常常是调侃笑料......我们从来不缺少饱含精忠报国、鞠躬尽瘁等基因的文化传承，时至今日，这些历来被视为足以万古长青的思想文化瑰宝却难以落地生根，就鄙人拙见，提笔共思、共勉。周文化传世不朽
虚无缥缈的殷商巫鬼文化最终被实实在在的周人文文化所取代，文化冲突的结果只能一种文化的长存和另一种文化的消亡或是苟延残喘而不得翻身。周文化取代了殷商文化，关键在于前者立足于人，后者立足于神或天。殷商人凡事皆欲占卜的习惯已经是将世间万事成败交由根本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鬼神来决定，并且为达目的不惜献出人的生命来与鬼神进行人牲交易，时时、事事都有可能被当成人牲来献祭的万民可以说无时不处于惊恐状态。最终，倒戈相向、城破宫倾不过月余，周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国家——西周。
中华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西周文化，周公摄政则是德治思想流传至今的开端。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周公摄政创立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制度即是明证。结束战乱伊始，恢复秩序、维护稳定是最迫切需求，有序是关键。有序就必须寻找到某种天然存在的关系，并且依循这种关系去设计一整套社会运转制度。关系何在？血缘是也！周公的智慧不可谓不辉煌闪耀，血缘关系是每个人都存在的，而且又是无法剪断和铲除，在此基础上订立的各种规矩具有与生俱来的合法性。
首先宗法制度是社会制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的，并且不可改变。这种关系从每个人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完全固定，实质上就是森严的等级关系。其次封建制度是国家制度。将殷商赶下神坛的周人所率领的军队并不完全是子弟兵，中间还夹杂着许多地方力量，利益共享成了唯一的妥协办法——分封制。天子、诸侯、大夫（卿）、士构成了当时的四级社会：天子就是一个象征、一面旗帜，天下共主；诸侯分得的地方谓之国，因而诸侯又叫国君；大夫（卿）分得的地方叫家，因而大夫（卿）也叫家君；值得关注的是士，这一群体没有领地、没有资源，只是满腹经纶，被大夫（卿）雇佣来管理地方，类似于今日的公务员。虽然身无分文，但历史的发展就注定了士人们要对中华民族成长做出不朽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必定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上。其三礼乐制度是文化制度。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封建礼教历来被后世所诟病，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礼教确实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具有时代进步性。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制度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直至今日，周文化、周制度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最为显著的是以德治国。毋庸置疑，私德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在很多时候甚至私德比公德还要重要。而道德是诉诸良心，过于讲究又无有效手段衡量必然会造就伪善。因而将德治改成德育更切合实际。
建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三大制度也有动摇的一天，其原因也十分直接，那就是代际间血缘关系的淡化。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天子、诸侯、大夫（卿）之间已经没有了当初亲密关系，同时分封制所导致的诸侯力量势压中央尾大不掉，天下共主的正义旗帜沦为诸侯国之间战争、吞并的最佳借口。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处于历史关口的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先秦诸子回答历史问题
面对分崩离析的社会，士无定主、国无常君，贫苦大众除了坚忍别无他法。谁来拯救苍生，谁又能拯救苍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春秋战国士人们毕生的追求和信仰，胸怀摘星之志的他们注定要被历史选中，引领时代潮流。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士人们有才无财，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紧紧相连，先秦诸子必须回答社会公共问题——我们该往何处去？百家争鸣，先秦诸子不仅要为自己在思想文化领域争得立足之地，更要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奠定理论基石。在这风云变幻、你争我夺的大乱世，出现了许多照耀千古的文化大师，形成了多部传世经典。无独有偶，春秋战国时期，西方也出现了多位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因此这一时期也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
儒家主张以仁爱救天下——儒家学说源自西周的典章制度，依然试图用等级制度规范行为，达到有序、和谐的状态。儒家的孝悌，理论上编制了一张充满爱心的社会网络：孝，强调的是纵向的爱，父母对子女慈爱，子女对父母敬爱，上下贯通；悌，强调的是横向的爱，每个人对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唐兄弟姐妹的亲爱，左右贯通。如此，通过爱的横向和纵向的传递与表达，将社会上的每个人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犹如一个大家庭。这种仁爱或者说泛仁爱，终究没有逃脱血缘关系的束缚，但血缘关系的天然淡化则使仁爱学说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儒家学说最终没能救黎民于水火，就连孔子的学生子路也在内讧中被砍成了肉泥。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永为神州种祸胎”（引用李零教授），此后的两千多年，再也没有一个时期的哲学思想能与诸子百家媲美。
墨家思想兼爱天下——墨家的“兼相爱”在儒家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强调个体的平等，不分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一律都要爱，而且是无差别、无等级地爱。但结果事与愿违，“兼相爱”走向了君主独裁，关键在于墨家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解决秩序问题。面对平等个体之间出现的争议，墨家提出“尚同”（听上级）解决，结果变成一人决策、独裁社会。事实上，个体之间本身就不存在绝对平等，亲缘关系会导致感情地位不平等，财富多寡会导致经济地位不平等，权力大小会导致政治地位不平等，“兼相爱”难以在等级分明的社会生根发芽。
道家无为而治——无为即有为，无为为有为。道家参透了世间万事万物皆有法度的原理，遵循客观规律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无为只是手段，有为才是目的。而从实践来看，实现无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有”，一个是“能”。所谓“有”，是存在着一定客观规律，这点毋庸置疑，不论是何事物。因为如果说人类成文法没有出现以前，自然间不存在规律，那就是相当于说，“圆没有被画出来以前，所有的半径不相等”（摘自《论法的精神》）。所谓“能”，就是客观规律能正常发挥功能，这一点就不能一概而论。规律能否发挥作用、作用大小，都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礼坏乐崩”就已经说明了原有的典章制度全面崩溃，依靠其无为根本无从谈起。
法家以法治国——如果以韩非为时间坐标，法家思想相对儒、墨、道三家诞生时间最晚，却将前三家思想有机统一。法家学说是以人性本恶假设为前提，否定性善说和道德感化，讲究一切从法。韩非在其著作中强调，法有三个特点：一、固、显。“一”是法定的标准统一，不因人、因事、因时或因事而异；“固”是法定标准的不变，至少不随意变动；“显”是法律条文的公开。“一、固、显”三者就将儒家的有序、墨家的平等、道家的无为统一起来：因为法提供了行为规范，所以有序；因为法定标准不因人而异，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有了法定标准，所以一切依法无需有为。至此，以法治国思想正式成形。但法家思想给后世以参考、借鉴之处在于其法治的观念，其法律条文本身是不可继承的。法家所说的“法”是王朝法律，即王法；而我们今天奉行的“法”，是约法，是社会契约。王法只为君主一人服务，连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都只能臣服于王法，而且根本没有法律救济制度，如此之“法”就是一、固、显，又岂能服众？但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法家思想毫无疑问是极具进步性的。天下大乱就需要大治天下，诸侯割据、民不聊生，谁能统一天下，谁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这是英雄的时代含义。法家的法治成全了君主的高度集权，立法、守法、变法使秦国得以最终一统天下，开创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从此，中国从封建时代走向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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