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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更名日本及其天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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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旧唐书.东夷传》中不仅有《倭国传》,而且增加了《日本国传》。这是“日本”二字在中国史书中首次出现。其《传》云:“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所谓日本为倭国之别种,是指其为诸岛国之一。日本国名的由来都是日本使臣自己说的,诸如“日边说”、“倭字不雅说”、“日本旧时即有说”。但因其使臣朝见时有矜傲之气,不说实情,故而中国人怀疑他们的说法。 《新唐书》只有《日本传》而没有了《倭国传》。关于日本国名之由来,其《传》曰:“(唐高宗)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这段记述了日本更改国号的大致时间。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倭国派使臣来祝贺中国平定高丽事。不久,他们“稍习夏音”,即对中文字义读音逐渐有所了解,进而厌恶“倭”名而改称日本。然而其“使者不以情”,即其使臣不讲实情或缺少诚意,所以中国人怀疑他们的说法。 唐代以后的新旧《五代史》及《辽史》、《金史》未涉及日本事。《宋史》、《元史》、《明史》均有《日本传》,《清史稿》把日本列入《邦交志》作《日本志》。在这些史书中,倭国均记作日本。                                                        倭国更名日本的大致原因   一千三百多年前,倭国更名为日本的真实原因似乎已很难考证,至少难有确论。既然说不清,本人不妨试作些分析,能否成立都无大碍。 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来朝贺,光武帝赐给其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帅生进献生口(奴役)一百六十人,并请求觐见。桓帝、灵帝间(168年前后),倭国大乱,各部落互相攻伐,历年无主。之后,有一女人被共立为国王,此女名曰卑弥呼。该女王死后,其一宗族女儿即位,年仅十三岁。女王主政的三国魏晋期间,倭国频繁遣使来中国朝贡。由此,倭国、倭奴国广为人知。日本复立男国王后,或许觉得女王主政不大体面,于是便想办法消除女王时期的痕迹与影响,遂动了更改国号之念。此或为原因之一。 其二,日本人对倭字理解欠精深。即如《新唐书》所言“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史家使用“稍习”二字,说明当时日本人的汉学水平尚有局限,或许未完全弄懂“倭”字本义。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交流。汉唐间,日本多次派使臣来中国朝贡,并学习儒学、佛学等。民间的学术交往活动也应该不少,但正史不载。另一条渠道是从朝鲜获得。朝鲜、日本走动频繁,而朝鲜颇重视中国经史典籍。唐代之前,朝鲜就有了中国的《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韵书《玉篇》等。不排除日本人在朝鲜读到甚至抄写这些典籍可能。 日本人大概阅读了三国魏如淳与西晋臣瓒的《汉书注》,以为“倭”仅是以墨委面。而未研读《诗经》的“周道倭迟”,或亦不知春秋时鲁宣公倭之名。总归日本古人对“倭”字未求甚解,便草率弃“倭”择“日”。 其三、唐代时日本人对纹身事已有所忌讳。不管倭字如何训解,日本人或怕牵扯到纹身。随着文明育化及捕鱼实践,他们逐渐知道纹身既吓唬不了大鱼水禽,也无须以此区分身份尊卑,继而觉得该摒弃纹身移风易俗。毕竟黥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刑罚。假如照此作一推演:倭即纹身,纹身即黥,黥即刑罚,男女皆黥,倭国就成监狱了。如此万万不可。 以上三点是本人揣测唐代时日本人更改国号并讳莫如深的大概缘由。先秦时期,倭字无论用作人名还是“周道倭迟”之形容词,以及中国古人用它命名日本,都还雅驯。日本古人却唯恐避之不及,以倭字不雅而“自恶其名”。缘此,晚近“倭”字遂变得灰头土脸。                                              日本人之天皇说   《新唐书.日本传》载,日本国王阿每氏自称,起初其国主称作“天御中主”,至彦潋时经历了三十二代,其间国主称“尊”。彦潋之子神武即位后,改称“天皇。”《隋书.倭国传》记:“(高祖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谒阙。”文帝时,日本来使说:其国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国王在天未亮时出来听政,太阳出来之后便停理政务,云“委我弟”即委托给太阳。高祖闻知曰:“此太无义理。”并训令改之。 隋炀帝大业三年(605),倭国王阿每遣使来中国朝贡。其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海西指中国,菩萨天子即隋朝皇帝。这位使臣带来的国书中有一句话,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倭人把自己当作日出之地,把中国视为日落之地。炀帝阅后不悦。对鸿胪寺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使以闻。” 《宋史.日本国传》记载了日本天皇事:“其《年代记》所记云:初主号‘天御中主’,次曰‘天村云尊’,其后皆以‘尊’为号。” 《宋史》强调了“其《年代记》所记云”,表明非中国史家所述。《年代记》大概就是日本的《古事记》或《日本书纪》。这两部典籍成书于唐睿宗至玄宗时期(710-720)。在此之前,日本没有文献流传,更无信史典籍。日本天皇之肇源、传承等皆为唐代时期的日本人所述,其说法不可考。唐代之前的中国史书未见任何倭国“天皇”的痕迹与线索。按中国古代史家传统与修史规范,“国家元首”之《本纪》是史书的主线纲要,不许有丝毫疏漏马虎。作别国传书也如是。既然有《倭国传》,不会惟独把“天皇”漏掉。况且还有孔夫子定下的“名从主人”的规矩。 顺带说明一点,日本人自述其“天皇”故事以后,唐宋元明清诸史中,仍称其国家元首为国王、国主、日本王等。“天皇”二字鲜见历代史家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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