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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维定势双向地影响着双语转换过程中的思维，即翻译思维。翻译思维中的思维定势不单是一种“倾向性和心理准备”，还是思维认识的一种结构; 译者所具备的经验和已有的知识积累不一定会形成思维定势，它们仅仅是思维定势形成的必要条件。存在于翻译思维中的思维定势如同一把双刃剑，凭其稳定性、规范性和自动性等特点双向地影响着译者的思维。在翻译思维过程中，译者应该扬长避短，并运用发散思维对原文进行调整、创造以克服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关键词：思维定势；翻译思维；双刃剑；影响; 调整
引 言
国内国外关于翻译思维或翻译过程的讨论由来已久，成果颇丰。其中影响较大者包括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提倡的四步骤翻译模式（分析—传译—重构——检验）①；英国学者罗杰•贝尔（Roger T. Bell）借助心理学和语言学对翻译过程的“客观”描述②；德国学者沃夫冈（Wolfgang Lorscher）运用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收集翻译过程中数据等等③。同时，国内学者继董史良倡导从思维科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的建议后④，涌现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如：内省法与有声思维的介绍⑤；“译语再思维”及有关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知觉思维 ⑥；再后来有翻译与认知关系的论述⑦；以及“翻译理解是一系列交错的心理路程”等主张⑧。
总结这些有关翻译思维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二者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统一体⑨；翻译思维是双语转换过程中进行的思维⑩。语言在促进人类（抽象）思维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其特定的语言也给译者带来特定的思维定势。（吴剑丽, 1997: 80-82）可到目前为止，结合翻译思维探讨思维定势的论文或论著并不多见。偶尔见诸于期刊、杂志的论文也是运用大量的笔墨剖析其或否定或负面的影响，对它在翻译实践中所发挥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却避而不谈。事实上，思维定势是一把双刃剑，它对译者的翻译思维既有推动妙用，也有阻碍作用。笔者借探讨翻译思维的东风摆出这个大家都“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以请教方家。
一、 思维定势和对思维定势的偏见
德国心理学家G. E.缪勒(G. E. Muller) 和舒曼 (F. Schumann, 1863-1940) 首先提出‘定势（set）’一词，认为它是对某一特定知觉活动的直接准备性。(车文博, 2001:63)后经心理学家加以改造，发展为一种理论，指的是“一定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倾向性准备状态，决定同类后继心理活动的趋势。”（刘怀惠,1989:260,270）换言之，它是认识主体把新的认识纳入旧有的思路的待发状态。在这种待发状态下，一旦相关的刺激出现，主体就会把对刺激的认识活动拉入旧有的思路。这种模式与现代心理学理论中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原理相吻合，都是译者运用“先有”和“先在”的知识结构并带着固有的期待视野和知识结构来“理解”语言符号（或相关刺激）的。(傅敬民,2002:55)尽管这种思维定势普遍存在于翻译思维中，但在实际的翻译思维动作中，译者很难感觉到自己在某一翻译活动确实是受到特定的思维定势的支配和制导。因此，思维定势的真正内涵也常常为心理学研究者或翻译理论家们所忽略。大多着眼于具体层面揭示思维定势的本质特征，或认为它是一种心理现象，或界定为一种认识结果。比如，刘怀惠教授把思维定势看作是“思维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思维由显著的变动（诸如灵感、顿悟）转向稳定、平和的一种态势。”(刘怀惠, 1989:13)石瑾教授认为思维定势是“人们受已有知识、观念的影响，在解决问题时所具有的倾向性和心理准备。”（石谨,2003：13）更多的人强调思维定势对认识活动的消极影响，认为主体过去所获得的经验和既有的知识会成为主体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既定的框架，这种框架会制约着主体对信息的接收和加工，并要求在翻译学习或实践中完全摈弃思维定势。笔者认为，产生这种偏见的原因在于未能全面考察思维定势的具体特征和辩证作用。
根据认知结构理论，在主体的学习中，“一个新观念、信息或经验不是被现有的认知结构所同化，就是改进现有的认知结构，或是接纳新的经验产生新的认知结构。”(车文博,2001:302)也就是说，译者所具备的经验和已有的知识积累不一定就会形成思维定势，它们仅仅是思维定势形成的必要条件。只有译者运用已有的认识结构去同化新认识对象（如翻译中的文本），进而在头脑中加工、酿造、积淀，巩固原有的认识结构时，才会形成思维定势。从翻译思维角度来看，翻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而每一次建构都可以形成特定的思维定势，即新的翻译实践或更高层次翻译能力在译者大脑中的积淀。在某一程度上讲，思维定势既是一定翻译时期思维活动的总结，又是进行新的翻译思维的起点，是青年译者获取前辈翻译经验、积累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提高翻译能力的重要方法。
二、 思维定势对翻译思维的积极作用
思维定势以其客观稳定性、规范性和自动性的特性，“通过思维方式规定着主体对思维课题及途经的选择，使得主体以一种特有的面貌参与思维活动过程，并使思维活动显示出简洁、高效、准确的特点。”(石谨, 2003:14)对翻译工作者而言，这种思维定势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
首先，从人类认识活动的全过程来看，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思维定势不断建构的过程，凭借思维定势的稳定性，帮助我们获取新的知识，不断接近认识的目标。翻译实践也表明，同一翻译技巧的重复运用，有利于译者保持思维方式、方法、习惯或规则的稳定性，便于强化译者思维中的具体思维内容，掌握并熟练运用已有的翻译理论或技巧。让初学译者感觉似乎有一些潜在的“既定规则”指导翻译实践。比如当译者遇到以下英语句子时“Tragedies can be written in literature since there is tragedy in life.”(连淑能,2006:197），必然运用思维定势，将已知的“英语前重心，汉语后重心”规则重复使用。翻译时，将英语中前置的“果”后置的“因”进行调换，形成汉语的“前因后果”句式，最后准确、快捷地产生这一译文“生活中既然有悲剧，文学作品就可以写悲剧。”用傅敬民教授的话说，“译者感知到的语言符号恰好与定势吻合。”(傅敬民,2002:56)同时，思维定势的稳定性和模式化有助于译者在遇到新的认识对象即新的句子、篇章或文体材料时，拿已有的认识框架与眼前的思维对象(翻译材料)相匹配、衡量，在深入比较的基础上采取合乎规律的行动。多次重复后，译者就可以同化新的对象，将成功翻译某种句子或材料的特定方法、方式进一步固定化、模式化，于是，处理相关翻译材料的方式便以新的思维定势表现出来并存储于大脑，从而完成了一次新的翻译思维建构。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翻译思维研究的“缝隙”里看看思维定势的积极作用。温建平女士曾在《外语界》明确指出“翻译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温建平,2006:9)她还提出用“死去活来”的办法来实现翻译思维的创新。其中“死”是指语言知识的记忆和积累过程，“活”是指摹仿之后的创新阶段。(出处同上)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知识的记忆和积累过程”正好是思维定势必要条件的形成过程，而“摹仿”则是对已有认识结构的重复，如前文所述，它是形成新的思维定势或新的思维建构的必要手段。换句话说，“死去活来”需经过思维定势的“死”，需要思维定势提供机遇或灵感。现将文中作者引用卢明森教授的原话抄录于下，以求进一步论证。
“创造性思维就是在客观需要的推动下，以新获得的信息和已贮存的知识为基础，综合地运用各种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克服思维定势，经过对各种信息、知识的匹配、组合，或者从中选出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或者系统地加以综合，或者借助类比、直觉、灵感等创造出新方法、新概念、新形象、新观点，从而使认识或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思维活动。”(温建平,2006:9;卢明森,1994:315)（标注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从文中加点部分可得知，在“对各种信息、知识的匹配、组合”过程中，已有的认识结构或“已贮存的知识”是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再次，在翻译思维研究中，大家都主张翻译思维是兼有发散和收敛两种思维的。(温建平,2006:10)那这两种思维需不需要思维定势呢？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在《必要的张力》中提出“张力论”，希望吸收两种思维各自的合理性。因为“最好的常规研究（范式确立之后所形成的知识积累时期）也是一种高度收敛的活动”。（库恩,2004:224)而且，“使用收敛思维能够得到一般解，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真理。这个‘普遍’是将问题细分的直接结果”。(陈颖健, 日比野省三,1998:14） “普遍解”也是一种较稳定的基础性认识，这种认识是在主体头脑中聚积的，是构成思维定势产生的认识基础。反过来，为了使发散思维而来的科学理论更完善、更健全，科学家们就得合理地运用收敛思维来维持传统。维持传统的努力就可形成考察、认识科研对象的某些成果，这种认识成果也将逐渐转化为一种倾向性和心理准备，构成特定的认知结构，即思维定势……由此可见，思维定势离不开收敛思维，同时，思维定势又可进一步促进收敛思维的进行。在翻译思维过程中，译者往往要根据原文的文体特征、遣词造句等特点尽可能地罗列各种译语处理方式——发散思维的过程，然后再根据文章整体要求进行筛选，得出最终的翻译结果——收敛思维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对原文各特点的把握以及各处理方式的比对都出现了思维定势的影子。
最后，思维定势的优点在于它具有稳定性、示范性以及广众性。正因如此，某种翻译思维定势一经形成，就可以成为译者思维活动中值得依赖的一种方式、程序或思路，这对保持翻译传统的延续性，翻译理论的系统性、连贯性以及最大效能低地帮助初学者提高翻译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 思维定势对翻译思维的消极作用
如前所言，思维定势是把双刃剑，它对翻译思维活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思维过程的大脑皮层活动情况看，思维定势的影响是一种习惯性的神经联系，即前次的翻译思维活动对后次的翻译思维活动有指引性影响。所以，当两次思维活动属于同类性质时，前次思维活动会对后次思维活动起正确的引导作用；当两次思维活动属于异类性质时，前次思维活动会对后次思维活动起错误的引导作用。对于翻译而言，当新旧翻译材料形似质异时，思维定势往往会使译者步入误区，盲目地搬用初学的词义或机械地套用字典语言或忽略新材料的语境，导致误译、错译。其消极作用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遣词和造句两方面进行例证。
遣词方面 由于翻译主体受先前生活经验、民族文化以及自身政治素养、价值观念等定势因素的影响，译者在翻译时容易形成思维的惰性或带有先入之见。
比如，一位较强依赖思维定势的译者遇见“He is the last man to do it.”时，就把“last”直接知觉为“最后的（being, coming, or placed after all others; final）”，然后“顺利地”误译为“他是最后一个干那件事的人”。深究原因，是由于在知觉的瞬间，存储于译者大脑的已有知识和信息（“last”=“最后的”）就立即涌现出来并充当了权威的“答案”，使其按既定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该词。又如，误译“to drink like a fish”为“喝起来像鱼一样/像鱼一样喝水”的译者，明显受到了语言表层结构的影响，继而出现的翻译定势（如同见到“to look like a mosquito”就按字面翻译为“看起来像只蚊子”）。这个定势使译者忽略了英国文化是海洋文化，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的差异。
同时，很多译者受中国传统哲学和整体思维的定势影响，熟悉汉语用词模糊，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概括性，而忽略了英语构词上的重建性和明确性，即英语倾向于每个事物或动作用一个专门的词语来表达。结果，他们在汉译英时，遇见“说”就译为“say”，把“她低声对我说老师来了。”误译为“She in low voice said to me that the teacher was coming. ”(建议把加点部分译成whispered)一见到“老”就译为“old”，并把“老闺女”误译为“the oldest daughter”，“老人”误译为“the old man/people”，“老皇历”错译为“an old calendar”。 造句方面 方梦之曾指出，“在语言运用上，译者往往有固守本族语习惯的趋势，以致产生所谓的‘西化汉语’或‘汉化英语’之类，这在一方面是语言心理（思维）定势所使然。”(车文博,2001:271）一遇见who，that 引导的定语从句就一律译为“……的”;见到“……的”就统统用“of”结构来处理。把“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译成西化汉语“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均定势地认为定语从句就应该译为限制性修饰语，忽略了英汉双语造句差异。把汉语的“他能吃能睡。”译为汉式英语“He can eat and sleep.”(连淑能,2006:54）深受汉语主体性思维定势之影响。
思维定势在造句方面的消极作用还表现在翻译初学者对“意合”“形合”的困惑中。他们受中国传统思维的定势影响，注重实践经验和整体思考；习惯“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连淑能,2002:43)理解、翻译句子也主要依靠直觉体悟、重内省，轻形式逻辑。因此，初学者在处理一些虚似流散零落，实则内聚统一的“意合”长句时倍感头痛，无法准确地使用各种形式手段来连接词、分句或从句，忽视了英语“以形显义”这一特点。请看下例：
原 文：（若）知己（而又）知彼，（则）百战不殆；（若）不知彼而知己，（则）（将）一胜（及）一负；（若）不知己（而又）不知彼，（则）每战（将）必殆。
《孙子•谋攻》（括号内为作者所加）
参考译文：You 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without defeat if you know the enemy as well as yourself. You will win one battle and lose one battle if you know yourself but leave yourself in the dark about the enemy. You will lose every battle if you leave both the enemy and yourself in the dark.
译者凭直觉思维能够理解原句，也能调用已有的翻译技巧。但受制于汉语轻形式的定势影响，无法调用英语的逻辑思维来增加必要的显性连接词（译文加点部分）。
四、思维定势之扬长避短
翻译思维中思维定势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对此，译者应该有意识地“扬长避短”。
“扬长”意味着译者要充分利用思维定势的稳定性、示范性以及广众性，强化思维中的具体思维内容，掌握并熟练运用已有的翻译理论或技巧。具体来说，译者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掌握或具备学习翻译理论和相关理论(语言学、交际学、文化学) 的能力，为建构新的翻译思维，形成新的思维定势打基础。其次，要结合系统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多样化地从事大量的翻译实践。只有多样化，大量化，译者才能从“见多识广”过渡到“熟能生巧”，才能培养思维定势的稳定性、示范性，从而形成翻译思维的模式化和自动化。然后，要广泛涉猎各种题材的文章和书籍，有意识地对双语进行比对，真正达到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双修，在实现思维内容丰富性的过程中形成思维定势的广众性。
“避短”可以理解为对思维定势消极作用的克服。翻译学和思维学早有许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由于论题中心及篇幅问题，本文仅简单例证“避短”策略——利用发散思维，对原文进行调整、创新。
在理论方面，奈达曾在阐述创造功能对等的原则时提出使用“调整（adjustment）”来突破已有文化障碍。他认为“The great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the greater the need for adjustments. In general,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e give rise to more important adjustments than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s.”(Nida, 2002:95） 即“原语和译语的语言差别越大，调整的需要也同样越大；然而，比起语言差别，（一般说来）文化差别会引起更大的调整。”（笔者译）
在译例方面，利用调整、创新的成功译例也有很多，现略举一二：
原文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译文1：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banner guiding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rallying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in our common endeavor. [23]（P.45）
如译者（新华社高级编辑王平兴）自己所言，因为他跳出了“banner”的束缚，没有定势地把该词理解为“a piece of cloth”。从而创造性地增添了“guiding”和“rallying”两个分词，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精神实质。（王平兴, 2008:45)
原文2：—Why is the river rich?
—Because it has two Bank.
译文2：——为什么河水很富有？
——因为它总是向前（钱）流/因为它年年有鱼（余）。(马红军,2000)
译者（马红军教授）突破了原文双关的文字游戏，没有把“bank”译为“银行”，也没译成“河岸”，而是突破思维定势，创造性地译为“前（钱）”或“鱼（余）”，可为功能对等调整之典范。
结 语
综上所述，思维定势作为一把双刃剑，在翻译思维活动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教学人员不能因为其消极作用而融入偏见、主观性，进而因噎废食地否定思维定势在翻译思维中的积极作用；应该在充分理解思维定势的真正内涵，客观公正地评价思维定势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为翻译思维学的纵深研究以及翻译工作者的培养提供更多更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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